记者：近年来，不少诉讼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也引发了法律界不同观点的争论。日本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等涉及到涉外法律问题；山东学生齐玉苓被人冒名顶替而失去就学及相应的工作机会、青岛3名考生就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同提起诉讼等事件，引起了法律界关于“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今后，这类诉讼很可能越来越多。
江平：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越发达、社会分工越复杂，律师就越多，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就越多。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救济，司法界应该向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援助，这是法律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进入WTO后，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像反倾销案件增多，关于公民的教育权、平等权利等“违宪诉讼”增多，其他如体育界出现的“假球黑哨”等问题，都需要法律界正视。但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像国外那样的“宪法法院”，我们现在还没有。我国法律市场的发育情况也不一样。而且，我们缺乏法律人才，特别是更缺乏高层次的法律人才。
记者：您一直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对法律人才的培养肯定深有体会。
江平：我们国家执行的是大陆法国家体系，是法典式的，培养法律人才的途径也是近乎经院式的，从理论概念到理论概念，对学生能力方面的要求就少一些。法律人才有知识的一面，也有能力的一面，但其归根到底要体现能力的一面，要解决实际问题。目前我们的法律教育，从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到教育方法，必须改变，其重点是与实践相结合。美国等国家实行案例教学，即“诊疗所式”的，从实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但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判例是法源，他们是通过一个案例规定一个规则。而我们是成文法国家，如果不研究法律条文和它精确的含义，只讲案例也是不能够理解法律的。所以我主张吸收美国的案例教学法，但又不能死搬美国的案例教学法。
我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过5年客座教授，发现他们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视角比较开阔，思维敏捷。他们总是从实务上考虑问题，尽管有时提出的问题很幼稚，但也可以提出很尖锐、很有深度的问题。美国老师一上课就给出一个案子，要求学生课上讨论，课下看书，有时甚至不会给出最终结论。他们是在教学生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课堂上，师生间的对话很多。我们现在有时400多人上一堂大课，师生间的交流很困难，这样做会产生很多问题。法律有其内在的规律，它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必须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纠纷。所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思考的能力。真正的好学生必须思考思考再思考，只按书本、按老师教的东西做事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另外，目前我们法律教育中新的、尖端的东西太少，法律信息也非常不够。有些国家在网上就可以看到审判的全过程，但我们的学生要到法院去才能看到。显然，我们对法律教育的投入应该增加。
目前，我们还面临着司法环境、司法体制的改革。司法信息逐渐公开、司法独立正在形成，这对法律人才的培养非常必要。
记者：进入WTO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环境，也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
江平：面对WTO，我们特别需要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具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也要具备相应的涉外知识。可以说，任何领域都涉及到一整套的交易规则，这就要求法律人员不仅要具备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专业知识。我们需要培养一个高层次的、有能力解决国际纠纷的法律人才队伍。
进入WTO后，对我国法律界人士的外语要求更加严格。我们对法律的了解，要更适应国际规则，对法律条文要更准确地把握。处理涉外案件时，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有些英文法律词汇，在汉语中目前还没有相对应的准确译语，这就要求我们在法律条文上尽快完善。进入WTO后，我国法律人员对法律专业知识的了解必须更广、更精。比如已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在一次审判中，按海商法应适用到港所在地的法律，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人员不仅要知晓中国的法律制度，还要明白外国的法律条款。总的来说，我认为复合型法律人才有三个必备素质：法律知识、专业知识和外语。
目前我国已有300多个法律院系，但水平参差不齐。严格说来，我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正规的法律教学才有20多年时间，法律市场也才刚刚开放。进入WTO后，法律市场的竞争将会更趋激烈，我们将努力向国际通行的司法制度靠拢。但我们已开放了20多年，法律本身有着内在的、相通的东西，因此，我们有信心接受新的挑战。（图为江平教授专著《民商法纵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