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1928年生，江苏淮阴（今清江市）人。著名学者、思想家、中国哲学史学家。1949年参加革命。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班，同年到山东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任教，1962年兼任《文史哲》编委。1974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编辑部，曾任主编，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古代史室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刊物的国际编委、第一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庞朴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诸方面都卓有成就。他治学严肃严谨，求实求真，同时又独辟蹊径，大胆创新，其学术研究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庞朴先生的学术研究，渊源于他在山东大学工作时期。1954年以后，他在山东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任教时，讲课生动，随时发挥，很少看讲稿，颇受学生欢迎。他的一位学生说，听庞老师讲课的笔记，整理一下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在山大期间，庞朴先生曾当了5年的《文史哲》编委。庞朴先生回忆说，编委会讨论稿子，每篇都留有记录，审稿单写得非常详细，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他自己的一些审稿单就是在这样的鼓舞下而放言高论。另外，他也给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从中得到修改意见，受到培养，使他知道应该如何写文章。
2001年5月，庞朴先生应邀参加山东大学纪念《文史哲》创刊5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在会上说：“我对《文史哲》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文史哲》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文史哲》与我的关系是一个教育和受教育的关系。我自己没有上过任何正规大学，没有任何毕业文凭，我的一些文学知识、历史知识、哲学知识，可以说全是从《文史哲》接受过来的。第二个应该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后来陆续尝试着写了一些小东西，其中有些在《文史哲》上发表。尽管现在年纪大了，但年轻时候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自己的一点努力得到承认，那是对我最好的培养，它鼓励我继续前进，向前探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1974年发表在《文史哲》上的文章。当时我的‘政治状况’很不好，这个情况《文史哲》当然知道，别的地方也知道，因此我的有些文章在别的地方不能发表，而就是在1974年那样的时候，我的一篇学术文章居然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过后，吴富恒校长还跟我说：你不错，好好写。当时我非常感动，且不说别的地方能否发表文章，就连我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文史哲》居然发表了我的文章。”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庞朴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默默探索，孜孜以求。当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时，他的研究成果得以问世。
1977年10月，庞朴先生开始陆续发表的关于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研究的一组文章，证明子思、孟轲的五行说为“仁、义、礼、智、圣”，揭开了千古之谜。
1978年，他在《“火历”初探》一文中，提出了古代中国在使用太阳历、太阴历以前或同时，曾经使用过以火为标志的火历的说法，引起了天文历法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同年，他撰写的《中庸评议》一文，提出了中庸的四种形态——A而B，A而不A，亦A亦B，不A不B，以抗争于非A即B的僵化的二分法，揭开了一分为三研究的序幕。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中庸的所谓“中”，就是第三者，承认二分又承认中庸，也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一分为三。世界本就是三分的，但由于二分法的先入为主，人们总习惯于称“中”为中介，视之为两极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居间环节，或者是事物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相信中间环节是暂时的，必将向两极分化而最终归结为二元的天下。而一旦二分法不足以解释一切现象时，亦有人主张一分为多。庞朴先生主张三就是多，多必归于三。三分法有一维、二维、三维的形态。
最近几年，庞朴先生又致力于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系统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他提出，郭店楚简的发现，填补了中国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空白。在孔子、孟子之间的百余年里，由于资料缺乏，证据不足，无法理清儒学发展的情况。而郭店楚简的发现，解决了学术界多年未能搞清的思孟的心性论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孔子的性相近说如何发展成孟子的性善说的谜团。
庞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然，著作颇丰。主要著作有：《公孙龙子研究》、《沉思录》、《良莠集》、《一分为三》、《儒家辩证法研究》、《帛书五行研究》、《中国名辩思潮研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庞朴学术文化随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