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翻开南京大学的校史，这一曲激昂铿锵、热情奔放的老校歌赫然映入眼帘，它将我们带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国立中央大学。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1932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时的他年方35岁。
罗家伦校长上任后，首先从聘人入手，一方面他极力挽留原有优秀教师，另一方面及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校长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提出了“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的聘任原则。
数年之后，中央大学的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知名专家，但因其为政府或其他学术机构所倚重，故“为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有不可能者”。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罗宗洛、施士元、马寅初、徐悲鸿、张大千、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梁希、张钰哲、童第周、高济宇、张奚若、杨廷宝、汪东等等都聚其麾下。一时间，中央大学少长咸集，群英荟萃，盛极一时，令兄弟院校称羡不已，也令无数学子神往不已。罗校长曾对友人说过：“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不仅如此，罗家伦校长还非常关心教师的切身利益。他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的情况下，总是定期发薪，从不拖欠，有时甚至不惜挪用其他款项。在罗家伦校长的努力下，中央大学不仅从动荡不安的“易长风波”和“索薪事件”等冲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还荟集到了一大批在当时享誉国内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迈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央大学举校西迁。这个时候，一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柏溪走进了中央大学的历史，一时间成为千千万万学子的神往之地。柏溪是中央大学西迁后的分部所在地，一年级的新生全部在此地入学。它位于嘉陵江北岸，在中大本部沙坪坝上游。它本是一个小渡口，原无地名，但却是草木葱郁，恬静幽雅。罗家伦校长选中这个地方后，便为它取了“柏溪”这个名字。
在这个清幽淡雅的新校园里，学生们最希望见到的恐怕要算是罗家伦校长了。罗校长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之后又游学美、英、德、法等国，回国后还参加了北伐战争，并在他31岁时成为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一切使得这位年轻的校长拥有了广博的学识和神奇的个人魅力。罗家伦校长每隔一两周都会到柏溪去一趟，而且每次他都会利用晚饭后的自修时间，召集学生们在饭厅作一两个小时的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包括时事评述、校务概况、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等。他的讲话中时有幽默的话语和风趣的故事，这令所有的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沐春风。
罗家伦校长是在中央大学处于最困难的情况下接任校长一职的。在长达10年的校长任期内，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中大的事业中。他的辛勤工作，为中大换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使中大成为一所真正具有充沛活力的高等学府，中大此后的发展都与当年罗家伦的心血密切相连。
而最让罗家伦校长魂牵梦萦的，莫过于他的“学术都城”计划。罗家伦校长在中大西迁之前，曾经计划在南京建立一座规模宏大、机制完善的新式学府。在他的计划中，南京南郊石子岗将成为这座未来学府的心脏。那里北依紫金山，南望牛首山，东临方山，并且依傍秦淮河与长江，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然而，日寇的隆隆炮火粉碎了罗家伦校长的宏图大计，使这座“学术都城”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
我又想到雨花台南，
岗名石子，
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
东望方山，
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呵，
大江雄浑，
秦淮澄清。
这二水三山的中间，
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