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农民面临着许多风险。如何让农民在调整中少担风险多得实惠，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事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成败，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努力探索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的结构调整之路，是农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
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整个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生产经营小型分散，承担风险的能力弱，与工业经济调整截然不同。调整成功，将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调整失败，不仅不能增加收入，还要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势必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农民对结构调整既有加快调整、尽快致富的期盼之情，又有害怕失败、背上债务的后顾之忧。一方面，农民想调、愿调；另一方面又怕调，不敢调。千百年来靠种粮谋生的农民，一下子转过来搞现代种植业、发展现代养殖业，既没有技术，也不知道产品销路。有的农民在结构调整中因承担的风险过大过多，导致血本无归，一季调整失误致使多年难以翻身。有的农民由于调整失当，使富的返贫，穷的更穷，多年难以恢复元气。因此，一些农民干脆以不变应万变，固守传统的经营模式，生产经营传统的农产品，致使结构调整迈不开步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指导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是摆在农村领导干部面前的新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有两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是调整主体错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结构调整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何时种，都应当由农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行决定，风险也由农民自行承担。然而，少数地方的政府却充当了结构调整的主体。农民往往不是主动参与者，而是被动执行者。政府和干部包办代替，以行政手段甚至强迫命令要求农民统一种植政府安排的品种，达到规定的面积，却不承担风险。
二是服务主体缺位。在结构调整中，农民迫切需要有效的指导和服务。很多农民反映，产前愁信息、愁资金、愁种苗；产中愁技术、愁服务；产后愁加工、愁运输、愁销路，因而出现了想调不会调、想调不敢调的状况。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服务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的作用，为农民在结构调整中提供优质服务，给予帮助指导。这两种现象都是必须克服的，前者给农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增加了调整风险，后者没有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同样增加了调整风险，其结果都没有为农民带来实惠，而是直接影响农民利益，阻碍结构调整，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与“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农业属弱质产业，农民属弱势群体，但农产品与工业品和其他产品一样，都要经受市场的挑选和检验；农民与其他经营主体一样都必须承担市场风险，这就使得农业和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如何真正使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显得特别紧迫。
农业生产经营以农户为单位，农民的生产技术以粮棉油为主，农村社会化服务水平很低，农产品价格波动变化大，这就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处在高风险中。这些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效地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就必须积极化解和规避这些风险，让农民在调整中得到实惠。
第一，着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化解市场风险。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化解市场风险的首要问题。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新阶段后，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打独斗的处境，“小而全”的生产方式和小型分散的经营形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面对变化的大市场，亟需一种经济载体把千家万户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提高整体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途径，通过龙头企业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既能解决生产经营小而散的问题，解决农产品加工难和卖难的问题，还能有效地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近几年来，我们按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思路，积极引进和大力培植龙头企业，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宜昌市先后建成和引进了60多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建立起来后，分别与农户签订产品收购合同，农户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品种、数量、质量、价格等要求，将农产品出售给龙头企业，经营风险大大降低；龙头企业也可以免除原料来源不稳的后顾之忧。积极培育中介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又一重要途径。近几年来，我们一方面大力发展信息中介组织，充分利用网上交易省时省钱的优势，组建了“中国三峡农村经济信息服务中心”，并以此为枢纽，建立了延伸至乡、村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营销中介组织，全市的柑桔协会、蔬菜协会等营销中介组织已达200多个，全市有10万人从事农产品销售，以各类专业协会、合作社和农村经纪人为依托，基本形成了纵横交错、运转灵活、辐射全国的农产品销售网络。这些营销组织把农民的产品卖出去，把外地的信息带回来，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
第二，加大技术培训、推广和服务的力度，着力化解技术风险。调整结构意味着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必须掌握新的技术，这就必须伴随着技术风险的增大。化解技术风险是结构调整中必须越过的一道坎。我们探索了三种途径：一是开展技术培训，为每个农户培养一个科技明白人。围绕柑桔、茶叶、蔬菜等六大特色产业，每年培训近200万人次，努力使每户突出一个主导产品，每户有一个掌握该主导产品技术的明白人。二是实行技术承包，让农民解除无技术之忧。全市动员2000多农技人员下乡，对茶叶、柑桔、蔬菜、水产、畜牧等专业生产实行技术承包，达不到承包产量和质量的，由技术人员赔偿；超过承包指标的，农民从增产增收部分发给技术人员一定比例的奖金。这样，可以使农民放心放手地搞调整。三是搞好技术服务，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当阳市创办“农业110”服务中心，农民在生产中的各种技术难题，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及时得到解决。全市还实行科技扶贫、科技下乡、建立柑桔、茶叶、桑蚕等专业技术协会、合作社210个，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紧密合作，直接为广大农户服务。
第三，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努力规避自然风险。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农业结构以粮食为主，受自然制约的因素较多。一些丘陵岗地缺水怕旱，往往十年九不收，农民为了水稻丰收，不得不引水灌溉，抗旱成本高出粮食收益的几倍，得不偿失。平原一些低洼地经常因涝而欠收，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减轻自然灾害的带来的风险，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发展避灾农业。近几年来，引导农民果断地将过去容易遭灾的粮棉田调出发展多种经济，既防避灾害，又提高效益。对易旱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改种水果、药材、蔬菜、饲草等经济作物；对易涝的低洼地，发挥优势，趋利避害，全部改种水生蔬菜或水产养殖，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使劣势变成了优势。
在结构调整中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和重大考验，同时也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首先，要切实转变领导方式，加强规划指导。必须彻底摒弃催种催收和行政命令的领导方式，把着力点转向抓好规划，搞好指导和服务上来。一是科学规划主导产业，确立调整的大方向，并组织专家对特色产业进行科学论证和规划，按照资源条件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管理，从而形成区域特色，实现了增效增收。二是培植精品名牌，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主导产业确立后，必须着力培植精品名牌，引导农民围绕名牌调结构，特别是要帮助农民搞好产品的加工、分级、保鲜、包装、宣传，千方百计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高附加值。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对纳入规划的主导产业和产品，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搞强迫命令，主要通过制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发展。
第二，要加快转变工作思路，跳出“农”字抓调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仅通过农业内部在粮油面积的增增减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农业结构调整放在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整体布局来考虑，如果就农业论农业，路子将会越走越窄。宜昌市在结构调整中瞄准工业生产、居民生活和城市建设，舍得用最得力的干部引进或领办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拓城市市场，引导农业结构调整；舍得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引进、培育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工业精品名牌和优强企业上。这样做看似在抓工业，实则工农兼顾，相得益彰，促进了全市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三，要不断转变工作方法，做好样板示范和机制创新两篇文章。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际上是产业革命，大范围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的栽培模式，必须经历一个过程，不是简单号召和强迫命令就能见效的。如果采取搞运动的方式调整结构，只会欲速则不达。只能通过样板示范，能人带动的方法，使农民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产生调整的内在动力，增强调整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四，要大力转变工作作风，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要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在调整结构中的实际问题，切实解决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困难，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首先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农民通路、通电、通水，电讯要“村村通、全覆盖”；其次是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民放心大胆地从事专业生产，没有产前产中产后的后顾之忧。
（作者系中共宜昌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