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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教授对研究生的日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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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来源:光明日报 董晓萍 我有话说

编者按:一代宗师钟敬文先生刚刚离开了我们,但他对于事业的热爱,他对于学生的爱护,使我们明白了“教育”的深厚含义。本刊发表此稿,以纪念这位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

钟敬文教授以百岁高龄,仍然带研究生、讲课、发表文章、出席会议,精神矍铄、事必躬亲,不知疲倦地为中国民俗学教育事业而工作。作为钟老的弟子,在和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能通过许多日常小事,走近他的精神生活,获得宝贵的日常教育,并因此而更多地理解他的人生哲学。

“我不如他”

钟老门下,弟子如云,已是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六世同堂。早几年,学界传说钟老收授弟子严格,形容他“只吃细粮”;后来,又嫌此四字无法概括学识渊博的钟老提携不同类型年轻人才的宏大气度,将原来流传的民间俗语换成了“粗粮细粮都吃”。据说钟老风闻此话,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轮到他评价晚辈后学,包括亲炙弟子,他却有自己的一句口头禅,叫“我不如他”。

钟老工于旧诗,从少年到晚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他也写新诗,最早的一部新诗集《海滨的二月》出版时,才27岁。一位当代诗人,酷爱新诗,60年代在中文系听过他的课。一年,他送了一本新诗集给钟老,颇有私淑意。他事后对人说,以钟老的大名,对后学的作品,一眼不看,也是正常的。而让他大为震动的是:钟老不但仔细过目,看罢还在各种场合为他“鼓吹”。有几次,钟老以五四老诗人的身份出席现当代文学的学术会议,还不忘提到这部诗集,在发言中说:“平心而论,比起写新诗的造诣,我还不如他。”

钟老也治文论。他自30年代由文学转向民俗学以来,也把民间文学的活力和民俗学的视野,带进了文学批评的领域。大约在90年代中期左右,一青年文学理论家撰文提出,如果把20世纪以来的朱光潜、宗白华和钟敬文等的文论相比,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所寻求的一种多层次文学完美融合的“整体性”构架。文章写得大气磅礴,富有建设民族化的中国诗学的锐气和才情。钟老本来在民俗学界也强调建立中国学派,但在上层文学理论方面,心存此念,却一直没有把这种想法说出来。现在竟由一个思想敏锐的青年后学,经过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的独立研究,率先把这种意见说了出来,钟老一经获知,高兴万分,从此他再三称赞:“讲文学理论,我还不如他。”

钟老在大学执教70年,历经世事风云,和门下弟子之间,不免存在“代沟”、“话沟”。他的学问涉及民俗学、散文、诗词和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博学通识,和现在只攻读某一专业的新派青年,也不免存在着“行沟”。但钟老从不固旧,更热爱青年,这种品格,使他能够超越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壑而始终保持学术青春。他95岁那年,一位美国学者来访,钟老得知这位异国学者曾去南斯拉夫考察史诗,便百问不厌,还说:“我们由于条件的限制,对东欧史诗的了解,不如你们多”,态度真诚,全无中国民俗学权威的大架子,让对方惊叹不已。

“知识共享”

日本民俗学者百田弥荣子教授,到北京举办日本有形民俗艺术展览,中途给钟老打电话约见,钟老便请她做一次学术讲座。讲座那天,钟老准时到场,坐在普通学生的座位上,百田很吃惊,想不到一位她仰慕已久的中国学术权威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她的拜见的,忍不住哭了,研究生们马上安静下来,感受到一种极为特殊的心灵交流。过了一会儿,她简要地说了几句开场白,意思是,5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和广大日本人民一样,深感歉疚,今后希望两国永做友好邻邦,接着进入报告正题。其教态之认真,提供资料之详细,分析之恰切,都表现出了一个上乘学者的功底。

百田讲演时,钟老不时地插话、询问,百田会心作答,毕恭毕敬。本来按百田的原意,她此刻是应该坐在钟老家里拜见和交谈的,但无奈钟老一再坚持,却变成了现在的公开教学。而对钟老来说,这是常用的教学方法。他每有这种机会,总是对弟子说:“来访人都是很好的国际学者,他们要跟我谈话,我一个人听,还不如你们一起来听,集体学习更好。”

也许让有知识“经济”头脑的人计算,这种高层次的私人学术来访的“利息”,都应该归钟老,道理很简单:他们万里迢迢来中国找钟老,是为了向他本人请教;他们的问题,一般都是在本国和中国的图书馆里查不到、唯钟老所亲历的史实,因此要请钟老亲口作答;他们的理论视角和表述方式,往往还能刺激别人的灵性,带出某种学术新动态,谁听了谁得益,所以钟老自己收下这笔“利息”,天经地义。钟老却不这么想。他并不把这种场合看成是一己的“专利”,而是催促弟子们前来“共享”。不但要求“知识共享”,还鼓励弟子对他本人和外国学者的发言做独立分析,各抒己见,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诗教二则

诗人钟老,有一个教育弟子的独特方法,就是写诗。钟老在这类诗作中,谈文法、谈做人、谈修身、谈向学、谈情操、谈奉献、谈中国、谈世界,表现了一个老教育家对学术后辈的无限厚爱。兹略举二例。

一些博士生受业于钟老,追求老师的学术,也追逐老师的文采。但初出道者,难于兼顾两头,他们的论文,便有的文采斐然,但偏重主观情感;有的新见迭出,但行文艰涩,表达不清。针对这种情况,钟老作诗给予指点说:“古说修辞贵立诚,情真意切语芳馨;世间多少文章士,俗艳虚花误此生”。过了几年,钟老又为季羡林散文全编题诗一首说:“浮花浪蕊岂真芳,语朴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品好,如闻野老说家常”,希望弟子向季老学习,做文章,既要逻辑严密,又要返朴归真。

年轻人思想活跃,现在民俗学、人类学的外国译著又多,一些研究生先读外国理论书籍,再到中国民俗里对号入座,被钟老批评为理论与实际“倒挂”。为此,钟老特地抄录旧诗,和弟子沟通思想:“美雨欧风急转轮,更弦易辙要图存。一言山重须铭记:民族菁华是国魂”。通过诗歌,他谆谆告诫弟子五四以来的经验教训,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并强调,治中国民俗学,更需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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