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手抄。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
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 Script 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