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1993年荆门出土的郭店一号楚墓竹简文字中，有个很醒目的现象：凡是“仁”字，不管是出现在哪个学派的文章中，也勿论是由哪一位抄手书写的，一概写作上“身”下“心”的模样，前前后后，总共约摸一百个，无一例外。
在此之前，这个上“身”下“心”的怪字也曾出现过。以罗福颐编纂的《古玺文编》为例，其中被确认为从身从心的字，便有六个；此外还有二十二个，被误认成从言从身，定为“信”字的，其实也是从身从心。这样的频率，在他所收录的玺文中，应该说是很高的。
遗憾的是，过去大家都不认识这个怪字。这次它被大量使用在郭店竹简中，且有上下文句相陪衬，方才迟迟露真容：原来它便是大名鼎鼎的“仁”字。
这一来，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随之而生。此前，人们所知道的仁字，或写作“人”，或写作“尸”，有时再加上一个“二”。这“人”和“尸”，都是“夷”的意思，也应该读作“夷”，指的是东海之滨的一些氏族，孔夫子曾经想去定居的地方（《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这“二”，属于所谓饰笔，装饰性的笔划，可有可无者。据此，那时候所谓的仁（人、尸），大概是指夷人的一种风俗习惯，即血亲内部的无条件的爱。到了孔子，才有意识地将“仁”的外延加以扩大，说“仁者、爱人”，使仁爱走出血亲内部，主张爱一切人。
如果仁的意思成了爱一切人，那么，原来的那个“夷”（人、尸）字，指称一个氏族和一种氏族风俗习惯的那个字，便不足以表达仁的内涵了。因之孔子的弟子们，便发明了一个新字，上“身”下“心”，心是形符，身是声符也是意符，以此来表示，所谓的仁，是人类的一种心态，一种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的心态。《墨经》上面说：“仁，体爱也。”所谓体爱，便是感同身受的意思。于是，遂有了我们所见的郭店竹简上的那种仁字。
跟这些仁字同时出现的，在郭店竹简中，还有许多别的从“心”的怪字。例如“欲”字，不从欠而从心；“喜”字，不从口而从心；“谋”字，不从言而从心；“疑”字，不从疋而从心；“迷”字，从米从心；“逊”字，从孙从心；“昏”字、“戚”字、“难”字、“易”字、“奋”字、“为”字，下面都加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让你觉得，那真可称得上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时代。而这些从心的字，到了汉代的《说文》中，却又大多不见了。
郭店竹简里心旁字的大量出现，似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那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心理学或者叫心性学的高潮时代，有待我们去发掘，去解说，去弘扬。
一切器物，特别是文字的背后，本来都有一片精神园地，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和能否去关注。
邢文（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宗教每与神秘符号相关，佛教、道教、民间宗教中多见其例。符号与文字起源的关系，已有许多学者详予论析，精彩之见在此难以备举。然而，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启示我们反思考察文字起源的传统思路，关注上古精神性层面的因素。
原始宗教也许是文字起源最重要的契机。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的龟甲刻符，是公元前70世纪的遗物，比学术界艳称的大汶口文化符号早1000余年。舞阳龟甲多与各种形状、颜色的石子同出，是古代占卜的工具。梅耶·福提斯在讨论宗教的定义时指出，宗教最根本性的因素见诸占卜。原始宗教尤其如此。古人认为，龟为神灵之精，上隆法天，下方法地，故能见祸福、知吉凶。中国古代的龟灵思想，是上古最具宗教意味的意识形态。舞阳龟甲上的刻划符号，共有9例，均出于墓葬，说明与人（墓主）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舞阳贾湖龟甲上的符号与占卜有关，是古代人、神沟通等原始宗教活动的遗迹；在形态上，有些龟甲符号很像殷墟甲骨的“目”、“八”等字，而殷墟甲骨多为占卜记录，说明古代符号、文字的起源及使用，与原始占卜及龟灵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有理由相信，上古宗教活动的神秘体验，刺激了此类符号或原始文字的产生。
中国古代记录文字的传统，从早期的考古材料，到商周甲骨文、金文，它的起源、发展与古代宗教的精神活动，有着不容分隔的紧密关联。换言之，上古宗教无疑应是探讨文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这一认识的产生，源于考古材料，同时也为考古材料所验证。考古学家发现，湖北天门肖家屋脊所出新石器时代石家河文化早期刻划符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秘刻符，久为古文字学家关注，应该也是“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古代宗教活动的遗痕。
王博（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与任何和历史有关的学问一样，考古学最终也会面对古代的精神世界，面对曾经活生生的人们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心灵考古。
心灵考古指的主要是借助于考古来研究和了解古代人心灵的工作。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譬如张光直先生透过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文饰去了解古代神话、宗教和祭祀，严文明先生根据仰韶文化中陶器上的典型动物形象探讨先民的信仰和神话等，都是心灵考古的很好例子。
心灵考古事实上是把先民的遗物看做是“心灵化石”，即物化了的心灵。心灵是无形的，但它可以借助于有形的东西表现出来。因此反过来，人们也可以从有形的器物中去还原无形的精神。陶器、青铜器是如此，文献也可作如是观。
古代中国的文献众多，与文献有关的学问也很发达。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可以数出一大堆。这些学问对于认识古代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从心灵考古的角度理解文献，即把文献看作是心灵的物化形态，有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这对于了解相似文献或者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尤其有价值。
整个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后，古代文献大量出土。其中有很多文献重出，或者可以和现存文献相对照。同一文献的不同文本的发现，对于该文献的研究来说，当然大有意义。尤其是那些差异的内容，更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个别的差异是偶然因素譬如错简或抄手笔误等造成的，但大多数情形下，它们是出于心灵的自觉活动。这个时候，辨别不同文本后面的心灵就至关重要。以《老子》为例，通行本二十一章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句子，其中的“物”字，在郭店的《老子》中就变成了“状”字。这一字之差，显示了重要的思想差异。“物”字表示“道”仍然是一个“物”，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物”。是“物”的话就有形体，就有名，这和老子在其他地方对道的规定有些矛盾。“状”字则避免了这个矛盾。它的意思和“象”类似，老子本来就称呼道为“大象”，并有“大象无形”的说法。将“物”字改成“状”字，很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很多考虑在其中。
文字是一方面，文本的结构也能体现不同的用心。以《缁衣》为例，郭店和上海博物馆的文本几乎完全相同，但和《礼记》就有很大的差异。除了文字以外，结构的差异是最主要的。郭店本的前面几章以“好恶”观念为中心展开，而在《礼记》本那里，开头几章的主题就变成了“刑德”。这种改变显然体现的是编者用心的差异，并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以上的两个例子充分表现出古代文献研究中“心灵考古”的重要价值。在我看来，心灵考古同样体现了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即理解和进入古代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
葛兆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考古新发现如果仅仅是给历史增添了一点资料和文献，似乎并没有那么值得人欢喜雀跃，古代中国并不缺少这么些资料和文献。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考古发现的资料，是否有可能会带来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变化？《死海文书》对于西方，由于它直指西洋文明的源头之一《圣经》，导致对于《圣经》的重新理解，于是引人瞩目乃理有必然。当年甲骨卜辞和敦煌文书的发现，曾经刺激了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一代人的中国研究方法的转化，在西方历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催生下，出现了重新理解古史、两重证据法、中外资料对勘等等，于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翻开新页。近来发现的古代中国的这些新资料，到底有没有可能产生这种学术史意义上的刺激？大约还要看研究者对这些资料的解读。
我当然是考古的门外汉，不过常常也关注这些资料，希望考古发现能够使我们写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的历史，希望人们以对新资料的理解来改变旧历史的系谱，在自己的思想史写作中，更希望能够多多使用新的考古资料。曾经在一次座谈会上，还对考古学和历史学提了一些行外人的意见：第一，觉得考古学应当与历史学携手，不仅要关注史前，也要关注有史以后，第二，考古学家不仅要继续使用与生物学、地质学相似的科学手段，诸如碳14之类，而且也要加入历史学的理解和解释；第三，历史学家不仅要关注有文字的考古发现如简帛，也要关注无文字的发现，如器物、遗迹、图像等等资料。特别是，关于历史写作的观念和方法必须有所改变，才能更好地回应新的考古发现提出的问题，才能更多地使用新的考古发现重新书写历史，也才能够引出学术史”范式”的转型。
旧的历史主要依赖传抄和印刷的文献来书写，这些文献可能经过一些有某种意图的历史学家的处理。20世纪的100年里，考古发现在某种程度改变了历史资料的单一来源，未经处理的原材料把一些历史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周口店、安阳到三星堆的文化遗址，从甲骨卜辞、敦煌文书、古代简帛到大内档案等历史资料。如果说，20世纪的一百年里，那些杰出的学者已经大体走通了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之路，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今的学者如何来进一步运用这些新发现重写旧历史？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固然是古代的物质遗存，然而这些遗存，不管是墓葬、遗址，还是各种器物，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每每会影响到思想史。
在20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对思想史研究影响最大的，首推简帛书籍，特别是70年代一系列简帛书籍的重大发现。
银雀山竹简出土在1972年，时代是汉武帝初期。简内最引人注目的是《吴孙子》（《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孙膑兵法》）。以往由于《齐孙子》早已佚失，有人主张《吴孙子》为孙膑所作，甚至否定孙武的存在。竹简有两《孙子》并存，驳正了这种意见。
同出的还有《尉缭子》和《六韬》。这两种书在历史上并未佚失，但都被疑为伪书，现在于竹简中发现，证明它们其实仍是先秦的著作，从而推翻了辨伪的定案。
1973年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及竹木简，时代比银雀山简稍早，其中也有前未曾见的佚书，如与《老子》同抄一卷的《黄帝书》，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史记》等书常讲到先秦道家的”黄老”之学，前人不能深解，至此而真相大白。同时，通过分析《黄帝书》的特点，大家又认识到从唐朝就被定为伪书的《冠子》确系战国末楚人所作，为由出土材料推论其他传世文献树了先例。
最近的重大发现，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所出竹简，和差不多同时出现而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国竹简。郭店简时代是战国中期偏晚，上博简或许略晚一点，其内涵更加繁多。这两批简书性质重要珍异。例如在儒家的研究方面，郭店简和上博简显示了居于孔孟之间的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说是怎样的。由之又可以推定保存在大小戴《礼记》里的若干论作属于同一时代，其中包括在宋代以后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大学》、《中庸》，因而对宋明理学的评价也有了新的契机。
上面所说近30年间考古工作中简帛书籍的发现，已经使许多在过去看来不可能进行的研究成为可能，大大扩展了思想史探索的境界。由于新出简帛书籍已经涉及经史百家各个部类，而且在新世纪中肯定还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其对思想史的影响正是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