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丽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创造了丰富的教育成果，积累了珍贵的教育文物资源。中国应该创建一个国家级的教育博物馆，来展示我们的教育历史、发展、改革和成就，并以此来深化和促进我国的教育发展。把教育博物馆建设成集教育展览、信息交流、学术研讨和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对于国民素质提高和国家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我建议，将中国教育博物馆设立在已有百年历史的北京师范大学。该校教育学科对中国教育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极为丰富和深入，这为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和学术基础。
（本报记者练玉春）
沈国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
让青年人脱颖而出是好事，可脱颖而出的当是少数非常优秀的人才，而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教授随处可见，30多岁的教授、博导似乎比比皆是，一些人还过早的学术、行政“双肩挑”。这样急功近利、快出成果是一种拔苗助长的行为，它导致年轻人才的发展后劲不足、学术空气浮躁。在国外，博士毕业后二三百人竞争一个博士后名额，博士后结束到助理教授、终身教授还有一个锻炼积累、严格筛选的过程。希望我国的评选制度能更完善一些。
（本报记者张玉玲）
李德仁（全国政协委员、两院院士、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现在国家重视科教，对科教的投入加大，但目前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有的人申请要钱是“多多益善”，甚至为此虚报、浮夸，成果和投入不成比例，拿国家的“大钱”干“小事”，造成浪费。这一方面是市场浮躁心态对学术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是科技人员自身道德素质问题。希望广大科技人员珍惜国家给予的宽松政策，珍惜国家的经费，尊重科研规律，讲究科研道德，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用国家的“小钱”做“大事”。
（本报记者张玉玲）
刘积仁（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副校长）
一说产业工人，好像不应该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但加入WTO后，中国将从一个劳动密集型制造基地转变成知识密集型制造基地，在产业内容发生改变时，产业工人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有知识、技术、能力。这就需要高校适应这一变化，培养一批能把知识变成价值的高科技产业工人。今后除了部分学术实力强的高校继续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目标以外，更多的高校应改变教育内容、人才培养方式，把高等教育从纯粹的学历教育、知识教育变成有目标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教育。
（本报记者陈建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