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大代表驻地听会，发现人才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尤其是那些经济较发达、人才资源较丰富的省份，求贤之心更为迫切。江苏省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也是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江苏的高校数量居全国第一、江苏高校在校大学生数量居全国第一、江苏省每年新招大学生人数居全国第一、江苏省拥有的“两院院士”居全国第三。如此好的人才基础，还会缺人才吗？代表们有自己的人才辩证法。
江苏省委书记回良玉代表被人们称为善于运用辩证思维的省领导。他将人才队伍建设列为今年要办好的六件大事之一。他的人才观是：越是人才多，越缺人才；越是发展快，越是缺人才；越是条件好，越要重人才。他解释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一定意义上说，我国加入WTO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人才上的挑战。尽管江苏的人才基础较好，但面对国际人才争夺战加剧的趋势，我们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于是江苏实施了三大人才战略：
一是加快实施“333人才工程”。如今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一期已经“竣工”，并计划到2005年，再培养3000名进入全省、300名进入全国、30名进入国际科技前沿的学科技术带头人。江苏省为此成立了“333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专家委员会。
二是实施“江苏六大人才高峰”行动计划。即重点培养教育、医药卫生、电子信息、机械汽车、建筑和农业的行业带头人。建立这6大行业的人才平台、人才高地。
三是用3年时间尽快培养100名精通WTO的专业人才。
江苏省省长季允石代表强调说，江苏留住人才的关键是机制创新，重点是加大分配制度的改革。看准的贤才，要舍得花钱，给优厚的待遇。努力使江苏成为创业者向往的热点，优秀人才集聚的高峰。
据统计，去年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一半在江苏，而这一半中的80％又在苏州。问及原因，一位台商直言不讳：一是这里的干部不黑；二是这里的管理层素质高；三是这里的社会治安好。对此江苏省副省长姜永荣代表的解释颇有哲理。这三点实为一点，即人的素质。只有人的素质高了，才不会做亏心事；只有人的素质高，管理才会有道；只有人的素质高，社会治安才能好。反过来讲，只有在高素质的人群中，才会出人才。
谈起人才流失情况。陈焕友代表显得有些忧虑，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人才外流，主要是流向国外。他举例说，去年他随同中央领导出国访问，一路上碰到了不少小老乡，许多都是南京高校出去的。他一方面为他们能在国外成就事业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却为国内失去这么多人才而焦虑。对此，蒋树声代表的看法颇显老到。作为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确为自己的弟子纷纷外流担忧过，但这几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又有不少弟子“凤还巢”，多少使他“悬”着的心平稳了一些。他说，对人才的外流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不一定全是坏事。祖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有点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台湾的情况。当时台湾岛内大量学子外流，不少人为此担忧，现在看来它未必是坏事。如果没有外流的这批人带回来大量的技术和信息，就没有现在台湾电子业的兴旺。放出去的目的是为了招回来。这就需要有很好的配套政策。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代表说，江苏吸引人才有两大政策：一是待遇留人；二是创业环境留人。二者缺一不可，既不做“无米之炊”，也不让“巧妇闲着”。
提起人才的流失。西部地区的代表更是有多于东部的苦恼。来自新疆的徐鹏代表说，他们不仅担心人才往国外走，更担心“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也东南飞”。他说，过去新疆的大学生外调，必须有自治区人事厅的“出疆证”。这两年随着人才市场的活跃，“出疆证”取消了，人才的外流更加严重。
谈到这些，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年轻专家缪昌文代表给欠发达地区留住人才开出“妙方”。他说，与香港相比，江苏是欠发达地区；与江苏相比，西部一些省份又是欠发达地区。无论是发达或欠发达都是相对而言的，要想留住人才，首先要创造宽松舒适的科研、工作、生活环境，增强在动态条件下人才的凝聚力。其次可以用立法手段保证人力资源的活力，采用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人才流动中连续计算住房补贴和工龄、取消最低服务年限等。金钱奖励当然重要，但政治信任感，享有股权的主人翁感觉、自我表现欲望、归属感、培训机会，一定的人格自由独立和尺度等，可能更能赢得人才的信任。第三，对流出去的人才更应讲信誉，建立情感纽带，鼓励流出去的人才在外地或国外做出成绩，掌握核心技术，最终为我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