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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与创新精神

2002-03-12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夏欣 我有话说


钱伟长,1913年生于江苏无锡县,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50年代起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等。

5岁起随父亲、叔父就读各乡村小学、县初中,后考入省立苏州高中,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弃文从理,6年后于物理系研究生毕业,1937年考取留英公费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1946年回国。

记者:您当学生时有“弃文从理”的经历,后来交替从事力学、雷达、导弹、火箭、无线电、航空航天、中文信息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在科技、教育两个领域开拓并硕果累累,如今近90岁高龄还在亲理校政,请谈谈您一专多能的知识结构与教育之间的联系?

钱伟长: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从实际研究提出问题开始的。无论搞科研还是做校长都是这样。我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当然晓得科技工作的任务,搞科技不仅要满足于懂得现代化提出的问题,还要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和梯队,这也是科技对教育的要求。但是无论搞科技还是搞教育,都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的态势,然后从国家需要出发提出和解决问题,这是实践对人的知识结构的要求。

我早年有幸接受了开放式的、适应性较强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获得的能力使我受用终身。科学研究需要这样的教育,因为科技发展是没有底限的,永远不可能有底限,只有“局部真理”,没有“全面真理”,每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应时代的进步和需要提出来的,都是要靠其他学科的发展来帮助和推动的。比如从1946年为计算武器的弹道轨迹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现在可以应用于任何领域的计算机,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为特征的几个时期。几十年前我在美国曾见过的那个有18000个电子管、一千多个灯泡的庞然大物,被一次次的创新发展成今天的概念,其间每一步质的飞跃,无不是多学科知识的汇集、融合、互动的结果。科学的进步和创新就是这样一点一滴集合不同方向的信息发展而来的,社会越来越综合化,光靠某一个专业的东西显然是不行的。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

为此我国早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有实践经验的人”。1994年以后加了一条,“高等教育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这个提法当然是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叫创新精神?我认为对教育来说,就是一种不光要给人家已知的东西,还要给人主动把不晓得的东西都弄清楚的能力。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而知识的增长是无限的。现在总说大学4年学不了多少东西,提倡终身教育,我想确切地说,大学阶段的教育应是一种针对专业教育而言的通识教育,是在为终身学习做准备、打基础的。有创新精神的人一定是善于学习、有较强社会适应性、能遨游各个知识领域并为我所用的人。

记者:1998年您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分界即将消除,它们将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您是从这个意义上把培养创新能力和“通识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吗?

钱伟长:我一向主张大学教育宜宽不宜窄,不能把专业看得太重。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特点之一就是教学方面过早专业化,本来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符合国家计划,但实际上有很多学生毕业后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过早专业化的结果常常是“教师教什么学生懂什么”,学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发展,把这个方向上的东西学4年,别的都不懂,这不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而社会需要能带着满脑子的问题从大学走出来的人,需要有创造性而不是模仿性的人。通识教育是对任何专业的学生的长远考虑,而不是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

我们现在谈教育,往往把教育的最终目标忘了,教育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后一代能够继承现在的文化、科技水平。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让他们在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是这样一个过程:针对某个问题搜集资料,了解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成功或不成功的经验,分析发展方向,对科学的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总结和概括,得出共性的东西,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办法,再经过实验证明这些想法是对的。

所以各个专业之间要互通,理科学生不可“重理轻文”,文科学生与理、法、工都要有一点交叉,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大,集中孕育了一大批后来的知名学者,包括搞两弹一星的优秀人才,他们都是样样在行、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系统观念、素质全面、富于创造力的人才。那时许多学生毕业时的研究水平,现在博士生也未必达得到。

记者:可以把这些理解为上海大学近年来一系列改革的核心思想吗?

钱伟长:关于教育的一些基本主张我从50年代在清华当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到上海大学以后,我一直在树立“拆掉四堵墙”的观念: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各系科、专业、部门之间的墙;教育与科研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我们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并会不断地努力,使大学生学通、学会学习;使研究生能汲取新的、活的知识,以改善知识结构,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摄影:侯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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