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澳门冉冉升起。从此，澳门回家了。这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更是一位老人的毕生宿愿。他就是我国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说起曾联松，首先得从他那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说起。受进步思想的熏陶，曾联松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经济系。
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仓促西迁，曾联松也随校来到重庆沙坪坝。当时，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他参加了重庆抗日救亡联合会（秘密学联），积极投身革命。
中央大学迁入沙坪坝后，中共沙磁区重建了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在进步学生中恢复和新建了一批社团，利用社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从中发现先进青年，壮大组织，曾联松便是中央大学党支部恢复后发展的新党员。这一年，他21岁。“皖南事变”前夕，曾联松得到组织上“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离开重庆。在紧急疏散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辗转回到老家浙江瑞安。为了生存下来寻找组织，他找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有一次，读到毛主席新填的词《沁园春·雪》，竟情不自禁地在课堂上讲起来，并用漂亮的楷书抄上黑板，他太想念党组织了！后来他又从家乡来到上海，虽然长期未能与组织接上关系，但对党的信念却始终如一。后因种种政治上的原因，直到1985年11月，曾联松才又重新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那一年，他68岁。
对党始终如一的追随，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同时也成为曾联松设计国旗图案的创作动机和惟一动力。1949年7月，曾联松在报纸上看到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心情无比激动。他想虽然自己不是画家，也不是设计师，但怀着对祖国、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他情不自禁地投入到构思设计中去。为了把握好国旗的设计格局，曾联松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然后按照征稿词的要求，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构思、设计、制作，终于选择出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红地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光明，也象征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在图案设计上，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4颗小星代表当时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民。小星各有一角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似“众星之拱北辰”，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当时，全国征集到国旗图案3012幅。国旗图案审查组评选出38幅，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据记载，开始入选的图案，并没有曾联松这一幅。后经张汉中将军和田汉的极力推荐，才作为第32号列入38幅备选图案里。9月25日，全体政协委员审阅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毛主席指着红地五星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毛主席的见解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9月27日，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同时决定将原来大星中的镰刀斧头去掉，旗面显得更加简洁明快。步入暮年的曾联松，更是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对祖国的无限爱恋中。他曾告诉家人，这一辈子还有三个心愿：一是看着五星红旗插上香港岛：二是看着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飘扬：三是海峡两岸早日统一，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都飘扬着五星红旗。1997年，五次中风后的曾联松已不能走动，当听说为迎接香港回归，上海自来水公司组织一个自行车队，准备骑车1997公里，到香港参加“七一”庆典，并想赠送由他签名的国旗时，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护士们的帮助下，他用三天时间，在150面红旗上签上了共和国不会忘记的名字“曾联松”。
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南京大学曾派专人去上海探望、慰问曾校友。不久，老人于10月19日在上海病逝。
斯人已逝，但老人那句肺腑之言——“我永远相信，五星红旗不会倒，愈经风雨，它将愈鲜艳夺目”却清楚地在耳畔回响，这不正是曾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