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大开发中，人们习惯于将西部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实际上西部地区可分为两个次级单位，即西北和西南区。西北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西藏。西北与西南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地理环境封闭，处于我国大地貌格局中的第一和第二级梯上，地势高，地理单元组成复杂，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原偏少。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和封闭性，使得西部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经济活动成本高，从而限制了要素资本的流入。二是少数民族众多，我国近八成的少数民族人口定居西部，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西北除汉族外，还居住着维吾尔、回、藏、东乡、撒拉、保安、裕固、蒙古和哈萨克等近50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500万。西南除汉族外，还有藏、彝、苗、布依、白、哈尼、壮、傣、侗、回等30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了2900万。西北、西南是我国民族构成最复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最多和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在地域特征上的吻合程度很高，而同时西部的少数民族又大多分布在边境地区，这就为西部开发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西北、西南地区既有共性，同时又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反映在地缘、气候、生态环境、资源禀赋、基础建设、农业和工业、文化等方面。根据西部的“南北差异”有针对性地选择开发对策，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课题。
在地缘、气候和生态环境方面，西北深处内陆，省会城市距离最近的港口城市平均铁路里程为1900公里。相对西北地区而言，西南出海条件要优势得多。长江是向东入海的方便通道；向南又可假道广西或越南、缅甸等国出海。
西北邻接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漫长的边界线为开展边境贸易提供了基本条件。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中蒙边界西段基本位于戈壁、沙漠之中，边界两侧又是双方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地区，两国在这一地区的来往很少；阿富汗战乱多年，和我国的正常边境往来中断已久。实际上，西北的沿边开放主要指新疆，而新疆的沿边开放对象又主要是经济基础较好的哈萨克斯坦。
西南区毗邻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相对于西北地区，其边贸条件较为优越。西南地区与毗邻国家既有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又在资源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从传统经济联系看，西南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多是跨界民族，与境外同族关系悠久，语言文字相同，风俗习惯一样。从经济互补性看，西南地区的蚕茧、丝绸、名酒、中药材，同东南亚国家的橡胶、玉石、石油、木材、椰油、贵金属，可进行多种资源的余缺互补。这种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族缘关系，构成了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生态环境方面看，西北地区总体上属于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降水少，使得农业发展受到相当限制，种植业生产低而不稳或完全依赖人工灌溉。灾害性气候，如沙尘暴、冰雹、旱灾时常发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青藏高原外的西南地区大部分属暖温带、亚热带气候。温湿的气候为各类动植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此外，西南区山区面积广大，垂直变化显著，易于发展农林牧副各业，开展多种经营。
西北区的青海省是一个特殊的地区。从自然环境上讲，它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地势高峻、气候干旱寒冷。从人文环境上看，它又是西南和西北之间的过渡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该地区人口的42.14％，少数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还是举世闻名的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其环境状况，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乃至全球气候都有重大影响。应该看到，保护青海的自然环境，对于西南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从资源禀赋上看，西部开发依据的是西部丰富的资源，然而具体到西部，西北和西南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西北区煤、石油、天然气、水力资源、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从预测规模上看，在大于1亿吨油田的资源量中，西北地区占41％，矿产资源以有色金属、盐和部分非金属资源最为突出。西南区则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能资源，可开发水能资源达2.32亿千瓦，占全国60％左右，森林面积约4.3亿亩，种类达1.5万种以上，铝土、铜、铅、锌矿矿藏资源十分丰富。
由于西北西南地理环境封闭，自然障碍较多，交通不便，与东中部之间的经济往来都较少，严重影响了这两个地区经济优势的发挥。
西北、西南两个地区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西北地区以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为主，西南地区则以汉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主。由于文化的差异使得两个地区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理念、精神信仰等方面都有明显不同。
西部地区大多数资源在地理空间上远离主要消费区达二千至四千公里，加之自身市场容量有限，对资源型产业消费量较小，长距离的运输距离更增加了部分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运输成本。这一长期存在的资源空间市场劣势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不仅使绝大部分资源比较优势明显下降，而且使其资源密集型产品基本丧失市场竞争能力。传统矿产资源、特别是勘探开发代价巨大、开采冶炼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矿产资源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许多矿产资源的保证程度不断减弱。因此，由于西北、西南地区各自拥有的优势资源有明显差异，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也是应当有所区别的。要把发挥比较优势与提高竞争能力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放弃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和产品，扩大具有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产品在全国的份额。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应以发展特色作物为切入点，选用优良品种，提高质量和产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深加工程度。西北干旱区应通过发展管道输水和滴水灌溉等节水技术，减少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播种面积。青藏高原区应利用高原生态环境清洁无污染的特点，重点发展特色农牧业产品，以民族手工艺品、宗教文化用品为主的特色传统民族手工业。在西南的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发展多样化、高附加值农业为主，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丘陵山地地区，以发展养殖业为主。在贵州喀斯特山区，要以解决人畜饮水和建设基本农田为重点。在云南和川西北山地丘陵地区，要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工业产业方面，在关中地区发展电子和信息产业、航空航天、电器制造、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基地；在甘肃和四川适当地点建立新的航天器研究和制造基地，以配合酒泉、西昌两个卫星发射中心的需要；在四川、贵州进一步振兴国防工业和以现代技术改造一批老的“三线”工业，主要是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及冶金、化工、汽车等行业；在云南重点发展生物制药和基因工程产业等。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应采取“立足国内、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资源贸易政策，积极促进矿产资源以及资源型工业产品的国际交换。
总之，发展本土化经济、民族特色经济、资源型工业产品的交换等，无疑是西北、西南两个次级单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