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是指作家们经由审美活动而显示的对文化所持的认识和看法。关于作家们的文化态度，始终是个引人注目又多争议的话题。比如，有人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现代意识，也有人说是文化保守主义。有人说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识对现代人是一种有效的精神调剂，也有人说它的文化观念非常陈旧；有人说卫慧和棉棉的作品有“崇洋媚外”之嫌，也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反叛传统文化而已。
其实，作家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识往往很复杂，有时还表现出矛盾与游移，文化认识也与时推移而有发展变化，决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比如汪真祺，新时期伊始他开始写“回忆性”文化小说时，其文化态度比较偏向和认同民族传统文化，至少看不出多少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90年代初则显示了观念变化。汪老在《汪曾祺自选集》后记中曾说：“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又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21世纪的文学也许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也更加现代主义的；更多地继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的。”这样宽容的文化态度和极为看重西方文化，文化意识上就含有新的观念。
如果不纠缠具体作家复杂的文化意识而从普遍性来看，我以为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它们就是：文化批判派；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
我想先从鲁迅说起。因为这方面，鲁迅小说显示的文化立场是一个并未过时的典范。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根本结构和思想本质的批判。几千年来深深融入了“劳动人民文化”的本土文化当然也有可取处。但正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所批判的，封建主义文化本质是“吃人的文化”，与专制、愚民、小农经济和伪善伦理等密不可分。如果说康有为们拥戴“君主立宪”是典型的“文化改良”，鲁迅的文化态度则就是文化批判。
新时期自始迄今，有很多文化作品都显示了这种文化批判立场。有影响者也不少。诸如中短篇小说有《爬满青藤的木屋》、《腊月正月》、《爸爸爸》、《女女女》、《妻妾成群》、《黑风景》、《棺材铺》、《赌徒》、《风景》、《瑶沟人的梦》、《向上的台阶》、《县城意识》、《五号油田在山里》、《白棉花》、《灰色迷惘》和《道场》等。长篇小说则有古华的《芙蓉镇》、苏童的《米》、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酒国》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彻底或比较彻底的批判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这些批判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批判所指，都是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关键所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二是批判的立场坚定，没有含糊其词处，显示出冷峻的“审丑”。三是现代意识突出，都以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来观照和剖析传统文化本质上的陈腐和落后的劣根性。
所谓文化改良派，是指对“文化之根”采取了折衷态度。此种文化态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虽也有不满，对其落后、陈旧和丑陋处也有忧虑或痛恨，但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重义轻利的君子之道，比如古朴的民风民俗，比如亲近自然乡野的舒畅，比如原始生命力的热烈雄浑，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情趣，比如清灵淡泊的士大夫情调，比如虽嘈杂琐碎、狡黠油滑但又不无温情具颇多色彩的市民生活和市井情趣，如此等等皆是值得留恋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诸如汪曾祺、邓友梅、何立伟、钟阿城、郑万隆，包括李杭育在内的这些“寻根作家”的地域文化小说和知青小说，其表现的文化态度与文化情怀便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文化改良派”色彩。
钟阿城的创作最有代表性。《棋王》是个典型例子。有人可能认为，崇尚道家、向往自然、亲爱乡野的《棋王》应是完全回归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品。事实上并非如此。阿城小说固然存有浓郁的“文化回归”色彩，但作者对传统文化是有明显不满的。如《棋王》中，固然赞叹了“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的顺其自然的人生观，但这只是一个方面。须知，“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的感慨，可不是一句轻飘的调侃，而是显示《棋王》文化态度非常重要的神来之笔。只是惜乎常被人忽视。这就是说，《棋王》虽然有回归传统文化、向往自然人生的情怀，但绝非满足于此。阿城后来跑到非常现代化的美国去了且一去不归，大约也能说明当年的作者并不以“平头荷锄”为满足。其实，《棋王》对现实生存的尴尬、沉重和某种丑陋的揭示，也折射出了他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极为不满。因为这些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相当程度上便与因袭传统文化有关。
这也是颇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态度。这种主要表现为回归传统文化、抗拒现代文明和不思变革的意识，虽不能说就是封建文化的卫道士，但它确实是习惯传统亲合旧物。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这种保守主义的文化意识，主要集中体现在对小农经济、乡村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极力赞扬中。
刘绍棠和浩然这两位著名乡土小说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可视为突出代表。新时期以来，刘绍棠创作了《蒲柳人家》、《二度梅》、《鹧鸪天》、《蛾眉》等一系列乡土小说。这些虽有苦难但主要是为了赞美中国农民传统美德和纯朴乡土文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除了作者认为农民“具有劳动人民的淳朴美德，保持着我们伟大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还因为作者所说的“农村是我的生身立命之地，农民是养育我的父母和救命恩人；写农村，写农民，正是我的感恩图报。”这种个人“感恩图报”的创作未免情绪化，赞美农民及乡村文化的态度，本来无可厚非，但几乎见不到丝毫现代意识的观照。中国农民实际上是最需要文化启蒙的群体，中国农村是最易于保存封建主义文化也最多封建意识的愚昧堡垒。刘绍棠回归传统赞美乡土，显而易见带有浓重文化保守思想。浩然的创作亦然。雷达在由《苍生》返观浩然的整个农村小说创作时曾说道：“我认为，在今天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还是处于深层的、作为浩然创作心理基础的东西。它是什么呢？简言之，它是农民本位文化的严重制约和影响。所谓农民本位文化，就是以农民为本位，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它实质上是一种以传统的小生产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为基本材料的，虽
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却仍未改换其基本结构的带有封建印痕的文化意识。”这确实一针见血。众所周知，浩然对于人们批评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一直是不太服气的，作过多次辩解。尽管如此，浩然还是感到了再走老路肯定行不通。于是立下了“甘于寂寞，安于贫困，深入农村，埋头苦写”的新的“座右铭”，而且确立了四个“重新”即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和重新认识自己。但就在以这些“新的知识”来写《苍生》时，浩然却还是“对许多事物不理解而感到是非难辨，好坏难分，由此陷入困惑”，而几乎“不由自主地退却了”。浩然能这样“重新开始”当然应该肯定。但“重新”得所以这般艰难，我以为还是雷达所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本位文化”在作祟。文化保守思想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显示，如路遥的《人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落后的农村文明与乡土文化也都给予了赞美。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农民当然有美德，宁静的农村生活和古朴的乡土文化也有令人留恋处。但问题在于：当你是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品质和根本功能进行追寻与评定时，需要的就不应是情绪化或印象式的回忆。评估文化，应该立足历史的真实进程而进行客观估价，应该立足于人类总体文化的进展与比较。
文化态度对作家的创作影响确实很大。基本的文化态度，我想至少要保证两点：一是以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为文化观念的核心支架，这是先进文化的必然方向；二是文化视野要开阔，以便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