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文字编》一书经过多年努力，终告完成。这部书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汇集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无疑将和《甲骨文编》、《金文编》等名作一样，成为所有关注古文字人们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战国文字包括秦文字与六国文字，是中国古文字发展中一个特殊阶段的文字形态。这个历史时期，如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出现了分歧混乱的局面。及至秦代统一，“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汉以下通行文字只上承秦文字传统，六国文字于是不再为一般人所能读解。
六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事实上在汉初已经开始了。汉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挟书律，结果在秦暴政下隐藏的古文旧书陆续出世，例如张苍献《左传》，颜芝献《孝经》之类，这些书籍自然都是以六国文字书写的。特别是景帝晚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从壁中得到古文《尚书》等等，经博士孔安国隶定释读，为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古文之学，由此勃兴。以前秦书八体，不含古文，到西汉末的六书，首先就是“孔子壁中书”的古文，其次还有“古文而异”的奇字。看《说文》所收古文、奇字，以及魏三体石经的古文，可知都是本于六国文字。
尽管许慎已提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源自六国文字的古文，由汉至唐一直是古文字研究的主体。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晋初荀勖、束皙等人才能顺利地释读当日发现的汲冢竹书。五代末至宋初郭忠恕所编《汗简》和稍晚一些夏竦在《汗简》基础上纂成的《古文四声韵》，可称这种古文之学的小结。
情况到北宋后期有了改变。先是有欧阳修等学者提倡，继之受朝廷的鼓励，商周青铜器的收藏蔚然成风，从而古文字研究的中心转移至金文。《汗简》、《古文四声韵》那种古文开始显得不够高古，随后竟深受讥评，被指为上不若商周，下不合《说文》，原来的古文之学遂渐归湮没。
学术界重新把目光集中到战国文字上来，已经是现代的事了。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肇端于王国维先生。王国维曾长期从文献和文字学角度探讨晚清以来学者热中讨论的“古文”问题，他研究《说文》的古文、籀文，写出了名文《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揭示战国文字西土、东土的区分，反驳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之论，实有凿破混沌之功。
王国维的卓识表现在他整体地考察战国文字。战国文字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其材料的零碎分散。王国维指出：商代以至春秋的文字有甲骨金文，战国重要金文数少，“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只有将战国文字看作古文字演进的一个阶段，真正的深入研究始有可能。
进一步刺激战国文字研究的，是有关文物的大量出土。其间影响最大的，首推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金文与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这两大发现。因其性质十分重要而文字又甚难辨识，使学者们认识到推进战国文字研究的必要。虽然当时的战争动荡延缓了这一趋势，到20世纪50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终于有了明显进展。
和别的学科一样，中国古文字学在改革开放后前进非常迅速。战国文字研究这时已形成古文字学的一个主要分支，有不少专攻的学者。近年，楚简连续被发现，如荆门包山、郭店，还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几批，珍贵异常，更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热点。
吉林大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即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中心之一。于省吾先生门下，这方面的学者辈出，多有重大贡献，汤馀惠教授即其间突出的一位。他精习甲骨金文，尤重战国文字研究，著述众多，影响深远。1993年印行的《战国铭文选》，立说精当矜慎，为世所重。《战国文字编》是他多年投入巨大精力的项目，协作的几位学者均为上选。
战国文字研究在未来一个时期里，将会有超过预期的进步。（本文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国文字编》一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