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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对文化分层理论的研究

2002-04-09 来源:光明日报 陈曼娜 我有话说

钟敬文先生的去世对于中国文化学所造成的损失同样不可低估。民俗学与文化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钟敬文的民俗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可谓联袂并进,同放异彩。而且先生晚年对于文化研究着力颇多,且多有创获,其中关于文化分层理论的研究值得我们珍视。

关于中国文化的分层,国内外一些学者一般多主两层次说,即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而钟敬文于1997年6月在《致“中国的祭仪、音乐与戏剧及其社会环境学术讨论会”的贺信》(《随笔》,1998年第1期)中提出了文化三层次说。他认为,文化应分为上层文化、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由于三种文化“活动在一个共同的大群体中”,因此它们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文化三层次的构成形态不仅体现在传统社会,而且“直到现代还存有它的一定遗迹”。钟敬文虽没有说明三层文化结构形成的确切年代,但从他对中层文化的界定来看,不能不是传统社会的后期,即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所处的那个前近代时期。钟敬文又为三层文化说划定了下限,即现代以前。事实上,也只有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才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城市社会与市民文化。

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也为钟先生提供了佐证。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中转引宋代学者罗从彦的一段话,用以说明朝廷教化、士人品操与民间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罗从彦和顾炎武虽然是从另一个视角——即从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精英意识的视角,把传统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主流文化)、表率层的士人文化(相当于中层文化)和被教化的民俗文化(即民间文化);同时,顾、罗二人将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界定为自上而下的促动关系,而不是双向交流的互动关系,但三层文化的基本架构应当说没有本质的差别。钟先生的细微之处还在于,他又将士人文化分为两个部分,即上层的精英文化与下层的贫寒知识分子的文化。

应当说,关于文化分层的问题,有一个对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构成机制的理解在其中。不论是作为文化传统这种不断发展的“流”,还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传统文化的这个“源”,都与文化自身的构成因素及其运作机制直接相关。若从这个角度去看文化的三层次说,它既关注于已成的传统文化,还注重于文化传统逐步形成的动态过程。钟先生立足于本土文化,把一个特定的中层文化给凸显出来,从而揭示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联结方式和具体的互动关系。尽管钟先生没有就中层文化本身再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抑或是界定出与“大传统”和“小传统”不同的“中层传统”(中介性的传统)来,但就命题的提出而言,即具有了原创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先生的文化三层次说,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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