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专题性史学评论，是指不是评论某位专家的一本著作，而是不同作者的若干本著作；而且这若干本著作研究讨论的主题相同。我觉得写作这种类型的书评，于己于人乃至于学术事业，都有好处。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一是，明确的中心，逼迫撰写者集中时间，围绕一个主题，认真地读一批专家的书。因为职业的习惯，加上所在单位每年“工作量考核”的压力，笔者长期以来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做课题，一篇接一篇地写文章。做课题、写文章当然也要看书，但是这种情形下的看书，一般采取浏览式、翻检式、选择式、跳跃式，很难从头到尾系统地读完，因此对所看之书，只能是略知其“貌”，难得其“神”，只取其“用”，难得其“体”。如果有专题性书评的任务在身，再来看书，态度就不一样了。要想知道各书体例有何特殊之处，研究有何独到之处，表述有何精彩之章，用“洞中窥豹”的取巧办法显然无法得出放心踏实的结论，唯有老老实实地从序言一直读到后记，才敢试着提出一己之见。这样一种读书方式，虽然也有实用主义的嫌疑，但毕竟逼着自己去克服浮泛的“读风”，因而所得之益多多。我以这种态度读了柳诒徵、陈登原、钱穆、阴法鲁、冯天瑜等几位先生的文化史大著，确有“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喟。不仅各位先生的观点主张了然于胸，而且60年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大势，在我心目中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这与以往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翻书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二是，宏观的视角，逼迫撰写者对所读之书的研究前提、过程、方式和结论作出比较。比较法是重要的学习、研究方法。王充《论衡·案书》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专题史评的对象是就同一论题进行研究的若干著作，对象的同一性决定了比较的可行性。我在评论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时，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注重研究主体与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联，是近期这一研究的一大共性。所谓“惺惺相惜”式的“体验中的理解”，既是一种研究类型，更是一种研究方式。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中，赵园显然是做得好的。左东岭的研究路数与赵园有相近之处，但明显不如后者自觉，也不如后者那么圆熟。我还注意到，力求在一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即“建构中的阐释”，是近年知识分子研究的又一共性。在这方面，杨念群和陈明都有明显的追求并有所建树，但也正是因为过分强调自身精致理论的涵盖能力，而导致某些论断有削足适履的嫌疑。相比之下，刘修明和阎步克的研究则显现出从容、平和的另一种风格。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三是，撰写者集中精力，对有关某一问题、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若干学术著作进行综合比较，褒彰精华，商榷疑惑，可以为同行提供批量信息，贡献一己心得，激发深入讨论，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当然，专题史评的撰写者各人水平参差，视角不一，侧重有别，所发评论自然是见仁见智，本身也有一个质量问题。不过，由于专题评论与对单部著作评论的基本差别是，后者只可能是在一个“点”上对其得失进行讨论，而前者则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面”上，对相关成果的一次扫描，因此对于推进学术的意义更显重要。更何况，目前我们司空见惯的对单部著作的评论，十之八九都是广告八股。而专题史评涉及的对象较多，必然要经过一番比较、归纳。有比较，就有褒贬；有归纳，就有提炼。因此，专题式评论从基本的格局上，就是对庸俗捧场的伪评论的一种制约、一种排斥、一种拒绝。
所谓专题性史学评论，是指不是评论某位专家的一本著作，而是不同作者的若干本著作；而且这若干本著作研究讨论的主题相同。我觉得写作这种类型的书评，于己于人乃至于学术事业，都有好处。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一是，明确的中心，逼迫撰写者集中时间，围绕一个主题，认真地读一批专家的书。因为职业的习惯，加上所在单位每年“工作量考核”的压力，笔者长期以来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做课题，一篇接一篇地写文章。做课题、写文章当然也要看书，但是这种情形下的看书，一般采取浏览式、翻检式、选择式、跳跃式，很难从头到尾系统地读完，因此对所看之书，只能是略知其“貌”，难得其“神”，只取其“用”，难得其“体”。如果有专题性书评的任务在身，再来看书，态度就不一样了。要想知道各书体例有何特殊之处，研究有何独到之处，表述有何精彩之章，用“洞中窥豹”的取巧办法显然无法得出放心踏实的结论，唯有老老实实地从序言一直读到后记，才敢试着提出一己之见。这样一种读书方式，虽然也有实用主义的嫌疑，但毕竟逼着自己去克服浮泛的“读风”，因而所得之益多多。我以这种态度读了柳诒徵、陈登原、钱穆、阴法鲁、冯天瑜等几位先生的文化史大著，确有“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喟。不仅各位先生的观点主张了然于胸，而且60年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大势，在我心目中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这与以往那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翻书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二是，宏观的视角，逼迫撰写者对所读之书的研究前提、过程、方式和结论作出比较。比较法是重要的学习、研究方法。王充《论衡·案书》说：“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专题史评的对象是就同一论题进行研究的若干著作，对象的同一性决定了比较的可行性。我在评论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时，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注重研究主体与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联，是近期这一研究的一大共性。所谓“惺惺相惜”式的“体验中的理解”，既是一种研究类型，更是一种研究方式。在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中，赵园显然是做得好的。左东岭的研究路数与赵园有相近之处，但明显不如后者自觉，也不如后者那么圆熟。我还注意到，力求在一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即“建构中的阐释”，是近年知识分子研究的又一共性。在这方面，杨念群和陈明都有明显的追求并有所建树，但也正是因为过分强调自身精致理论的涵盖能力，而导致某些论断有削足适履的嫌疑。相比之下，刘修明和阎步克的研究则显现出从容、平和的另一种风格。
专题史评的好处之三是，撰写者集中精力，对有关某一问题、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若干学术著作进行综合比较，褒彰精华，商榷疑惑，可以为同行提供批量信息，贡献一己心得，激发深入讨论，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当然，专题史评的撰写者各人水平参差，视角不一，侧重有别，所发评论自然是见仁见智，本身也有一个质量问题。不过，由于专题评论与对单部著作评论的基本差别是，后者只可能是在一个“点”上对其得失进行讨论，而前者则是在一个相对宽阔的“面”上，对相关成果的一次扫描，因此对于推进学术的意义更显重要。更何况，目前我们司空见惯的对单部著作的评论，十之八九都是广告八股。而专题史评涉及的对象较多，必然要经过一番比较、归纳。有比较，就有褒贬；有归纳，就有提炼。因此，专题式评论从基本的格局上，就是对庸俗捧场的伪评论的一种制约、一种排斥、一种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