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新发生肿瘤160万人，死于肿瘤130万人，这些数字实际上都是保守数字。两个数字相加，一年至少有300万人以上需要治疗。假如一个人平均花费7000元，全国就得有200个亿用来治疗肿瘤。
一般肿瘤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往往都是中晚期。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早期有肿瘤症状不明显，不会引起患者的警惕。很多人感觉自己非常健康，但可能已经与肿瘤有了瓜葛。如果能在早期防治，效果当然好得多。近二三十年来，肿瘤治疗上有相当多的发展，但是没有根本改变。“生存率”也没有根本的提高。我现在主持的“973”计划的肿瘤项目，主题思想就是如何把肿瘤的防治提到早期。
多数人肿瘤的发生都有一个阶段，叫做癌前期。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发生时间比较早；二是从这个阶段到对人体和生命起危害的时期大概需要十年到三十年；第三是它有可能不产生危害，即一部分人会发展成癌，另外一些人却不会。
以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规律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找到一种手段，发现这些癌前病变。其次，再想办法控制它。这两个机理弄清楚了，将来预防肿瘤就容易了。
要做研究就得有投入。经费上我们肯定不如美国，所以我们难以开展一些必须使用先进的重要的科学仪器才能进行的研究。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优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大概全国有14所大学和研究所参与工作，拥有两院院士12人，有12个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5个长江学者，研究队伍还是比较完整的。大家的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过五六年的时间，正是出成果的时期。从研究方向上来说，有几个方面我们还有优势，比如肝癌、胃癌、食管癌、鼻咽癌和肺癌。
但是现在非常难说我们取得了什么重要突破。只能说大家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有些工作现在看来是极有希望的，像胃癌早期诊断技术，很有可能发展为一个大的产业，但现在还在大批量的实验阶段，如果结果不错，我们将来就可以大批量生产抗体，进行胃癌早期诊断。
肿瘤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障碍，它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基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基因复杂作用的共同结果，有先天的原因，也与外在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正因为如此，很多表面上跟肿瘤研究没有直接关联的地方，却可能形成突破。
在新世纪，随着对癌变规律认识的深入，随着对癌前病变和肿瘤遗传倾向性的基因分析方法等研究的突破，肿瘤医院的任务重点将经历由治疗中晚期病人、到治疗早期病人、再到预防肿瘤的变化过程。肿瘤医院将来会成为肿瘤预防的保健机构——到医院来的多是身体健康的人，医院保存着他们的健康档案，为他们提供预防肿瘤的新信息，检查他们是否带有肿瘤易感基因，检测有没有癌前病变，等等。到那时，人类战胜癌症将成为现实。
对于我们现在的课题，国内从事肿瘤研究的重要机构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不少高校和地方政府对这一项目高度重视，并给予经费支持。不同学科的人才——除传统的肿瘤诊断与治疗专家外，从事数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电脑科学和现在还无法预见的新学科的专家将会参加到肿瘤防治大军中来。医生根据个体的基因组背景和癌细胞中基因组变化，为病人设计个体化治疗方案，使治疗更有效，副作用更小。
我最近老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研究经费和人手有限的前提下，做出尽量好的成果？我想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集成攻关。做基础的人，把他们的资料多积累；做临床的人，在观察生命现象上多下功夫；搞生物的人，努力寻找生命与疾病的有规律的关联之处；而搞物理的、化学的、医学的，都把自己的成果积累起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讨论。这样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
为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进行日常交流的地方，需要网络，这得有人来组织和实施。我想，作为“973”计划肿瘤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我应当在这方面多作努力。（此文由本报记者冯永锋采访整理）
程书钧1939年生，著名肿瘤病因学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65年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1978年至1981年2月赴法国国家肿瘤研究所进修遗传毒理学，1986年到1987年为美国俄亥俄医学院访问学者。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环境诱变剂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规划肿瘤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从事肿瘤的化疗病因和癌变机理研究、毒理遗传学研究30余年，多次获卫生部科技成果奖及国家级荣誉奖，对发展我国致癌物检测和遗传毒理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