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优秀杂志发表论文的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是曾经有过辉煌的。奠定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基础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协和医学院的生理系林可胜和生化系吴宪。他们不仅自己有出色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和带动了其他研究者。林可胜在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方面有优秀工作，1942年，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近代第一位被国际推崇的华裔科学家；吴宪在生化和营养方面有出色的研究，他在哈佛留学期间对血糖分析方法有重要改进，研究蛋白质变性达世界领先水平。此外，药理学家陈克恢上世纪30年代在协和与中国科学院的冯德培合作对神经可塑性进行了开拓性研究；1955年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汤飞凡等分离培养到沙眼病原体；1958年到1965年钮经义、龚岳亭、邹承鲁、杜雨苍、季爱雪、邢其毅、汪猷、徐杰诚等完成了人工合成胰岛素；上世纪60年代初，中科院上海药物所邹冈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张昌绍发现吗啡镇痛的脑内位点；上海脑研究所张香桐在运动皮层、神经元树突生理功能和针刺镇痛的神经机理研究等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植物生理所殷宏章和沈允钢等发现光合磷酸化过程中存在着高能中间态；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71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梁栋材等成功地解出胰岛素高分辨率结构；上世纪70年代上海生化所王德宝等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tRNA等；上世纪80年代，上海第二医学院王振义实验室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可以治疗白血病的特定亚型，是中国向世界推出现代治疗药物和方法的极少案例之一。
上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有相当多的论文，生命科学领域有汤佩松、殷宏章、汪敬熙、张昌绍、金荫昌等。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和医学科学家张孝骞在《实验医学杂志》和《临床研究杂志》等优秀杂志上也有论文发表。1957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汤佩松等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1949年以前汤佩松也在《自然》和《科学》有过多篇论文。“文革”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等1979年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此后，1980年中科院微生物所敖全州等在《细胞》、1981年上海生化所张友尚等在《自然》、1986年生物物理所王家槐在《自然》、2000年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等在《自然》、2000年华西医学院魏于全等在《自然·医学》也发表过论文。2001年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发表三篇论文，在《自然·遗传》有三篇论文，在《自然·神经科学》有一篇论文。
显然，中国生命科学专家在世界一流杂志发表的论文数有了很大提高。这与中国近年科技教育改革有关，与中国招聘人才机制也有关系。一些成果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出现，与1998年开始的知识创新工程有关。政策变化和投入增加使科学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改善。中国一些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在近年也有进步。
不过，看到中国喜人的成绩时还不能认为中国已经或很快要成为世界生命科技大国。比较2000年各国发表论文情况，就会明确知道中国的差距。
2000年各国作者在《细胞》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结果是：美国271篇、德国23篇、日本16篇、瑞士8篇、奥地利6篇、瑞典4篇、澳大利亚2篇、意大利1篇、新加坡1篇、中国0篇。中国在优秀杂志的论文数量不到世界的百分之一，而且学科局限很明显。
中国学者正在讨论什么时候能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生命科学方面，我认为还有相当距离。日本的生命科学已经在世界发达水平保持多年，且有几个诺贝尔奖级的工作，但至今未获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日本20年前生命科学研究的绝对水平，也没有达到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其实对中国更重要的不是偶尔的诺贝尔奖，而是科学技术的整体发达。因为即使有人因特别优秀而得诺贝尔奖，如果不是在建立在整个国家科技发达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意义也有限。如印度早有因完全在本国研究发现拉曼光谱而获1930年物理奖的拉曼，也在90年前就有过世界顶尖的数学天才拉玛奴柬，但是印度并没有因此全面进入世界科技优秀水平。
中国对于科学的投入还远低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比重，也低于中国人口对于生命科学的要求。从生命科学来看，中国实际研究的总规模大约不超过美国两个中上水平大学的规模。中国一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产出，不超过日本一个月的产出。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投入也低于新加坡。
以专业人员为主导的体制在科学院已有一定规模，但行政后勤却没有彻底回归辅助地位。在大学和部委这类问题更突出，一般的行政人员和财政部门对科学经费有审核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负性干扰科学研究。
急于求成的习惯在中国科技人员中还比较普遍，以致难以对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钻研而作出根本性发现，形成有特点的体系。设计精制的实验还不多，因为科技人员对科学研究的功利的重视远大于对优美研究的欣赏和对科学发现的激动。中国的研究生课程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要极大地改进。中国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还有待改进。
中国要到国际著名杂志发表论文，首先要有出色的研究成果。需要引导科技人员在研究过程中谨慎小心，不能违反科学道德。这是世界科学界都面临过的问题。在世界科学家很少读到中国论文的情况下，如果发表到著名杂志的论文涉及科学道德问题，会对中国整体科学形象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不应过分鼓励中国在《自然》、《科学》、《细胞》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著名刊物发表论文。只要是好的研究成果，在其他一些杂志上发表也值得肯定。
希望中国科学家首先做出更多优秀研究成果，那样人们将不必只是通过历数几个杂志的论文发表情况来评论中国科学的进步。
（作者自1994年起担任华盛顿大学神经生物学助理教授、副教授，并获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是《自然》、《科学》、《细胞》等22种国际杂志审稿人。1999年起担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发育神经生物学评审委员。1996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研究员，1999年参与建立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