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灿烂的记录。直到15世纪前，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仍占领先地位。然而这样一个大国，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迅速地衰退了。与此同时，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出现了腾飞式的发展，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国，甚至令这个泱泱大国面临亡国灭族的绝境。起里程碑作用的工业革命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而没有出现在中央王国，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
许多学者试图从各种渠道解释李约瑟之谜。其实，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道路和速度与它的传统文化与思想体系是密不可分的。要回答李约瑟之谜，不能仅从15世纪以后去分析，必须从更早的时代分析起，从影响整个民族的思想模式进行探索。这样就不得不研究一下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支柱的儒家思想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
儒家不是宗教，但在中国影响比宗教还深，中国人常将儒、释、道并称为三教。儒教至少从西汉起就统治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其影响之广大深远是世所少有的。儒家思想虽常被称为孔孟之道，但它自有其创立、形成、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并不就等同于孔孟的当时思想。历代统治者为了利用儒教巩固其统治，对其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加以肯定、强调乃至动用政权力量强迫人民信奉，对不利部分则加以摒弃和压制。而且历史是发展的，孔孟某些教义即使在以后被证明是不正确或有害的，在当时却合乎人民认识水平或具有进步意义。正如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虽不符实际，却不能否认他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如果说儒家思想对后世的科技发展起有负面影响的话，责任也不能由孔孟两人承担，而应由统治者负责，这是需要说明的。
其次，儒家思想体系堪称博大精深，其中许多内容具有合理核心，数千年来对国家的团结稳定、民族的和谐相处、为人的道德修养都起有正面作用——例如鼓吹施行仁政、强调社会和谐、主张全面辩证地分析问题，许多格言至今不失其正面意义。研究儒家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切忌简单化一刀切，说好就捧上天，全盘照收，奉为经典，说坏就踩入地狱，全盘否定。说明以上情况后，我们就可能客观地研究儒家思想与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教观点中最有害的一条是，宇宙、天地、社会、世道是停滞不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上至天体运行、朝廷典章制度、社会统治地位，下至祖宗家训、器皿形式都不会变，也不许变。如果有变，例如出现彗星，就是灾异，必须消除，使之仍归正道。这是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事实上宇宙间万物都在变，从来也不存在静止、停滞的事物。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在科学未发达时，人们所见所闻无论在空间或时间上都极其有限，看到的大地平坦无垠，也发现不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有何变化，从而萌生出不变、停滞的观点原可理解。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认识的深化，不及时改变观念，而用不变论反对一切变革就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了。
儒教的第二种错误认识是倒退论，或曰今不如昔论。孔孟生于春秋战国乱世之际，也许饱受了战乱与颠沛之苦，他们对当时的政治及社会极不满意，而把千年以前的尧舜之治奉为不可逾越的最高境界。尧舜不可求，则退而求三代之治。其实所谓尧舜之治仅是飘渺的传说，无非是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共产公社罢了。在三代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向阶级社会演化，并出现较高的奴隶制文明。孔孟梦寐以求的是使社会倒退到尧舜时代，不得已也要退到禹汤文武时代。在孔子心目中，后世音乐也是绝对超越不过“叹观止矣”的古乐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中就是弟子永远也赶不上老师。孔子的弟子们一致认为孔子是圣人，认为不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赶上他。我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之说，先生授课不容许弟子驳难，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如果要学其他学派创新学科，更是叛师离道十恶不赦了。在这样的传统风气下，怎能使学生有独立思考、创新发展的活力呢。
轻视和贬低工商是儒家思想的又一糟粕。士农工商，排在首位的是士，即读书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当官为宰，光宗耀祖，成为一个人的正途和最高理想。这里所谓读书是指皓首穷经，从圣贤之书中去挖掘微言大义，不包括一切有实用知识的书，因为那些书和学而优则仕是沾不上边的。所以几千年来，千百万的知识分子都要花毕生精力咀嚼那些甘蔗渣。
对于工，虽然人们穿的绫罗绸帛、住的宫殿房屋、行的车辆船舶都得工人来做，但工的地位却低于农，而且若有所改进、发明，就被斥为淫巧、机心，绝不支持发扬。至于商，则列之末流，贬为贩卒，更无地位可言。
儒家思想还反对竞争，在儒家经典中很少提倡竞争，阐述优胜劣败的道理，信奉的是百年老店、祖传秘方。更反对探索和冒险，安土重迁，追求五世同堂，讲究中表联姻。那些出海涉险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甚至被朝廷视为匪类和化外之民。但要探索真理，不可能不冒险、不陷困境、不远离家国、不毁伤身体乃至牺牲性命。反观西方，登山、航海、探险、上天甚至一些无实际意义的冒险与竞争，都得到社会乃至统治者的肯定。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观，以及“成事在天”、“知足常乐”、“退一步想”、“不求甚解”等等消极说教，也大大扼杀了中国人探索创新的活力。
儒家把农排在第二位，是因为民以食为天，得吃饭。中国在四五千年前的三代时，已形成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到汉唐时已创造了高度文明，而当时除埃及、中亚和印度外，世界许多地方还处在落后状态，也没有形成稳定、强大的国家。从具体地理条件看，中国地处东亚，东濒大海，北临沙漠，西阻雪山。中原王朝出现后，周围都是文化落后、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与小邦，被称为“蛮夷戎狄”，不构成对中央王朝的威胁。间或“蛮夷”们用武力征服了中原，也很快被同化了。由于幅员广大、物资丰富，中国人自认为是天朝大国，万物皆备，自给自足，无求于人。这和有许多文化水平相近的民族、国家并存争雄的欧洲是不同的。尽管欧洲的发展也经过愚昧、启蒙、封建压迫、宗教裁判等黑暗时期，但进入近代史时期后，各国开始稳定、发展、竞争。由于并不处在一个王朝统治下，由于各国幅员物资没有中国那么大和多，由于传统习惯势力没有中国那么强，由于没有开科取士的制度，也没有那么多的经书强迫知识分子去读，人们在精神上没有那么多的枷锁，在剧烈的竞争推动下，科学技术的发展终于从酝酿而发轫而加速而爆炸，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居于下风了。
以前常说，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但从生产力发展情况来看，得不出这一结论。农民起来革命，推翻一个封建王朝，却建立了另一个封建王朝，依然开科取士，依然用儒家思想统治人民，依然笼罩在不变论、倒退论等阴影之下，怎么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呢。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上述思想体系、教育模式、政治制度的熏陶、统治和约束，极大地压制、挫伤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也使几千年来生产力进步不多，科技发展不快。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如果不发生大的变动，再过一千年在中国也出现不了工业革命。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不满于圣贤之道、祖宗之法，在政治、哲学、科技各领域进行过多方面的斗争，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航海家、工业和农业专家，取得可喜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才是民族精英和历史的创造者。可惜在黑暗统治下，在满天阴云笼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有限，如同在死水池塘中扔下几块石子，激起一些涟漪而已。在他们身后，这些影响也就消失，不能积累起来，形成推动大变革的潮流与力量。
我写此文无意全面否定儒家思想，更无意贬低我国传统文化，只想探索事物真相，分清是非。今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正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剧烈竞争之中。不要认为过去的传统在今天已经消失，我看中国今天的教育模式就没有什么改变。在这种模式中，可以教出一大批戴深度眼镜的好学生和国际大赛上的冠军，但出不了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工程师。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振兴中华，在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摒弃其错误的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牢牢记住：世界是永恒地变化着的，新事物是必然超过并取代旧事物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敢于探索、冒险、创新是一个民族最可贵的精神，发展科技，进行竞争是唯一的人间正道，只要全国人民各行各业都能认识此点，身体力行，解除一切精神枷锁，共同前进，中国人民一定能重创辉煌，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大业，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潘家铮土木工程学家。一九五○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一九八○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九九四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电力公司顾问、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和清华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水电站的设计、建设和规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