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为顾毓琇老校长塑像（2002年4月18日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城）。右图为吴为山用15分钟时间为顾毓琇老校长速塑的像。
初夏时节，万木葱绿，在生意盎然的古城南京，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都在庆祝建校100周年。在南京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了陶行知、徐悲鸿、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健雄、匡亚明、戴文赛、吴有训、顾毓琇、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安放了李瑞清、钱钟韩，在南京师范大学安放了江谦、吴贻芳、陈鹤琴等二十几尊南京大学历史上的名人雕塑，吸引着过往师生以及回校的校友驻足凝视，成为百年南大百岁庆典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二十几尊塑像大多是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吴为山教授的作品。周末的一天，我为此专门采访了吴为山。
采访是在一种融洽探讨、交流的气氛中进行的。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对人物雕塑感兴趣”的问题，吴教授回顾说，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十多年时间内，我完成了大约200多尊中外杰出人物雕塑，主要是中国文化名人，从孔夫子到杨振宁，跨越2500年。当然，更多的是近现代的文化名人。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技、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魂。这是支撑一个国家、民族强盛、持久与否的脊梁。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轻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偶像转向了一些歌星、球星、大款……，这种倾向很自然地忽视了中国传统精华的东西，我以为这对民族进步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作为一个雕塑家，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用民族精英、人类精英去唤起年轻一代的精神回归。今年5月20日，刚好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作为一所著名高校，南大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一个世纪里，这里曾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不仅属于南京大学，更属于我们这个祖国，属于世界。我试图用我的雕塑作品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留住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用民族之魂去成就民族复兴，以表达我对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敬意。沧桑历往而又生生不息，南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是通过一大批杰出的人去体现的。南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群雕，可以形象生动地体现这种精神。
当被问及是如何通过雕塑去体现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及其内心世界时，吴教授说，我可以先从宏观上讲一下。一般讲，我塑的文化名人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者，一类是科学家，每一个人的生长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比如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上个世纪初的康、梁，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等，他们都有着各自典型的时代特征。
塑人是不能不讲长相的，决定一个人长相的有三个因素：一是父母遗传，二是生长环境（自然环境），三是人文环境（个人修养、文化环境，一个人的学养与内涵）。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讲，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有一个名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40岁之前不好看怪爹妈，可40岁以后不好看，就是你自己修炼不够。你若仔细去观察一些大家，特别是那些文化人，在达到人生的高境界后，大师与大师之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同现象。因此，在我塑人的过程中，先去找“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找他们的个性。
人文与科学不同。人文深受文化的滋润，人越老就越清癯，风骨凛然，风情万种。那是一种诗的境界，从想象中的老子、苏东坡，到齐白石、冯友兰，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给人诗一般的骨韵，我塑的那件青铜的《诗的沉醉——行吟中的林散之》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化波澜与天地正气的交合……人文学者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形象的，如李白、李贺等，杜甫有一句“篇终接混茫”就是这个意思。而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他们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在他们那里，方程的解往往只有一个，且大多是定量的。科技是线性的，绝对的，而人文是发散的、相对的。科学家与文化人不一样，数理逻辑与潇洒出尘，可谓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类不同的风范。
世界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是冯友兰的学生，他看了冯友兰的塑像后对吴为山说，“看了你的冯友兰雕塑，我相信没有哪个人再去做了，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是一座化石。冯友兰是我的老师，印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做不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才题就了那句“感谢你（吴为山）用艺术留住了哲学家的灵魂。”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崔灏在墙上的诗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词在上头”那句话。
吴为山说，我塑南大历史上的名人，力求把他们与南大的传统融合在一起。
在塑南大名誉教授杨振宁时，熊秉明先生建议吴为山“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做进去！
怎样用泥去体现数理呢？吴为山说，对杨振宁，心仪已久。1997年认识杨振宁，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一直有书信往来，1999年在南京大学两人有了一次长谈、对话。吴为山认为，杨振宁是东西文化对立、相融的产物。杨早年读四书五经，对中国的诗、哲学已形成了成熟的观点。不管到什么时候，这种“根”的影响是蒂固的。后来到了美国，他不仅探求科学真理也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以致于从他的形象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印痕。他的下颌呈一种几何状，客观、本然、大方，他的头发，一丝不苟，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严谨、理性，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那位数学家的父亲杨武之的“赐予”。
而杨振宁的微笑、一双永远瞪大的眼睛、一双天真的酒窝，实实在在地具备了一个追求真理、追求人文最高理想境界的文化人、科学家的最单纯的品质。他经常吟诵唐代大诗人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这正是杨振宁自我精神的写照。吴为山告诉我，为了更好地体现杨振宁，特意选用汉白玉，用简练和概括，趋于几何体来概括他，使其灵魂与思想由内而外自然发散。
吴为山回忆到，当时做泥塑时，杨振宁在旁边2个多小时，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得艺术家的心，也希望我能表现他纯真的一面。等泥塑样子出来后，杨振宁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在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我弟弟是近距离的，从生活这方面更了解我。”当吴为山完成这件汉白玉作品后，便寄信给杨振宁：“……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你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出乎吴为山意料的是杨先生在回信中说：“我建议：由你写……”
谈到另一尊雕塑陶行知，吴为山说，陶行知逝世后，宋庆龄为陶行知题写了“万世师表”。因此，我在塑陶行知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师”在哪里？
陶行知讲过一句话，“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它反映了陶行知的人生价值取向及生死观。在雕塑过程中，吴为山说，抛却所有技术，让他与石头融为一体，你看那高度近视的眼睛，中装、平头。一代教育家堂堂正正的师表，须用平实的手法表现出来。
谈到徐悲鸿像，吴为山说，中央大学在艺术教育史上曾经群星璀璨，徐悲鸿无疑是一颗巨星，同时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大师。以前我曾两次塑过，那么这一次我应该怎样去定位呢？
把徐悲鸿放到他在中大执教时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神州风雨飘摇，而当时的徐悲鸿以一种革故鼎新的精神，融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中国的徐悲鸿。这种创新精神与南大的校风是一致的，这种精神与今天的与时俱进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吴为山在刻划徐悲鸿时，浓浓的头发一分为二，像马鬃一样奔腾、飘逸。而这尊像又是放在浦口校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望去，似风吹来，不屈不挠。从那微微浮肿的眼睛中，透出忧国忧民的神情，高耸、挺直的鼻梁，清楚地彰显了徐悲鸿“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追求、执着。徐悲鸿雕像屹立在山巅，那阅尽人间沧桑的沉重，一马当先的姿态，既是艺术的精魂，又是校园的师魂，鼓舞着一代代学子踏实向前不回头。
吴为山还谈到了李四光、竺可桢两位科学巨擘的雕像，在选材上是特意用红花岗岩，放在校园的灌木丛里，太阳升起，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把斑斑点点的影子印在雕像上，给人一种点点闪闪的烛光的感觉。李四光手拿一个望远镜，神情专注，这是所有雕像中唯一一个用动作表现人物内在气质的。
吴健雄，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女性，后来成为世界核物理女皇。吴为山刻划的是一位科学的母亲，智慧的女神，优雅、宁静、睿智，美与科学、母性的温蕴与追求的坚毅，完美地融于一体。
匡亚明像则表现了一位忠实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他的刚劲、他的儒气刻划得淋漓尽致，恰如匡夫人丁莹如教授写的“妙手留容，风骨再现！”
而顾毓琇琇像则是反映了一位多年侨居海外的百岁老人的赤子情怀：“我不笑，也不哭，我想哭，哭不出来！”这是吴为山教授专程到美国顾毓琇家去做塑像时，顾老先生当着吴教授面讲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采访结束时，吴为山教授说，二十几尊塑像安放在校园内，对今日大学生来说，既是文化传授，也是传统教育，年轻人应该从他们身上读懂做学问，读懂做人，读懂一所百年大学的校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