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电信联盟（ITU）电信标准化局局长赵厚麟是该局自1865年创建以来第一位非欧洲籍主管。作为ITU的一名官员，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特有的工作经历使他得以从国外观察中国的电信建设。在第34届世界电信日之际，我们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日内瓦的赵厚麟局长。
问：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在我国参加电信业的建设，后来又到国际电信联盟担任职务，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中国电信业发展壮大的过程，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答：70年代末期，我作为当年首批派出的访问学者到了瑞士，当时中瑞之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条电路。国内没有私人电话。向国内打电话，需经人工接转，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当时国外了解中国电信建设状况的人很少。80年代中期，已经走上民营化道路的英国电信公司还曾向我打听向中国赠送刚刚淘汰下来的模拟电信设备的事宜。
1986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国内最初的移动电话网的体制制定工作。同年8月，被国际电信联盟聘为职员，到日内瓦工作。当时已经能够用自动电话直拨国内用户，但我的亲友中没有一家有住宅电话。时间仅仅过去4年，亲友家中便都装上了电话。这2年，他们又陆续开始用上了手机，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90年代，是中国电信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1998年我在参加非洲电信展期间到处都听到人们在议论，中国一年的装机容量比整个非洲大陆过去30年装机容量的总和还要多。
问：您能否从技术和人才两方面，谈谈中国电信业的变化？
答：中国电信业在技术上的进步可以从国际电信展这个窗口反映出来。国际电信联盟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电信展。我参观过1979年举办的第三届大展，当年没有中国的展位。从1987年至1999年，我参观了历次大展，明显感到中国的展位越来越多，产品越来越先进，中国的某些设备完全能与世界知名厂商的先进设备相媲美。
从1982年开始我以中国专家身份参加国际电信联盟的标准化工作。自1986年起，又以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秘书局工作人员的身份在该机构工作，目睹了中国专家素质的历史性变化。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专家均有一定专长，但知识老化，外语水平有限，年龄偏大。大部分专家无法与外国同行交流。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专家的平均年龄下降，中外专家的知识差距迅速缩小，中国专家人数逐年增加，提交的文稿建议不断，其中有一些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在此期间，有些中国专家还担任了研究组的课题报告人、研究组副主席、甚至研究组主席的职务。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中国专家提出的带有中国专利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和因特网传输接续技术已被国际电信联盟相关单位接纳，变成了国际标准。这一变化标志着我国的电信技术研究开发已经从早期的学习消化阶段进入了自主创新的阶段。
问：在国外是否有人问及您对中国电信市场开放的看法？
答：我在出访时曾被一些国家的媒体记者问起过。我说我是全力支持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开放，我认为是大势所趋。不过，开放的形式应该允许多种多样。认定某种形式一定优于其他形式似乎并不可取。我还提请他们注意，当人们称赞中国的电信发展成就时不应忘记，当时中国的电信体制并不是市场体制，但发展迅速，成绩斐然；而领欧洲电信民营化风气之先的那一批工业化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营了近20年，这些国家主体电信运营商的主导地位仍然未被撼动，距当年初衷相去甚远，且达标无期。无论是开放竞争还是分化重组，都是人们谋取市场的手段。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国情，选用适当的形式开放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