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教育立足中国与面向世界

黄苗子

幼时在香港入学，8岁习书，从师邓尔雅先生，其后就读香港中华中学。14岁前后起在香港、上海从事漫画创作，后从事抗日文艺活动。解放后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等机构工作多年。

记者： 您77岁以后在国内和澳洲之间往返至今10多年了，曾在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讲授中国文化课程，能说说这前后对中国教育的印象吗？

黄苗子： 首先我不是教育家，没资格谈这个问题。但教育能够反映国民素质，举两个例子，在澳洲，一个按门铃送邮件的普通邮差，看到我在作画，很礼貌地问我是否可以进来看看，得到准许之后，他边看边和我交谈对中国绘画和欧洲绘画的看法，头头是道。另外在国外，尊重隐私权的意识非常深入，家庭内部也不会有私自拆阅别人信件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目前的国民素质水平是有差距的。我想根子还是在教育上，尤其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够普及，特别是农村教育。这是在蔡元培时代就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着急的事，那时国家没有那个力量。辛亥革命近百年来，我们主要在解决两件事，就是吃饭问题和教育问题。现在我们温饱较前能解决之后，教育经费还是非常少。在教育经费、提高师资方面，有关当局要担起责任，拿出办法。

记者： 除了国民素质，有教育微观方面的印象和比较吗？

黄苗子： 我总感觉城市教育是较为普及了，但现在国内学生和我们当年念书时候的劲头不同、动力不同。我和哥哥小时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念书，对饱经忧患的祖国十分关切和热爱，我中学毕业后赶上淞沪抗日战争，就偷偷离家去上海打算参军，我哥哥是1938年抗战爆发之后跑到延安去的，其后在陕西参加左权部队牺牲了。那时青年人精神颓废的极少，在国家艰危的时候都奋发向上，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前途连在一起。现在学生的精神追求似乎不在于此，似乎上学读书全是个人需要，是为将来个人前途做准备，好像与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关系不大，家长培养孩子进大学也是这样考虑多。这些年生活安定了，但不能不讲奋斗精神，不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当然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应该是一种融进血液中的精神动力。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体现。教育是立国的根基。

记者： 您的作品具有“青铜器铭文和大篆风格”，但听说在晚年有变化，与国外交流和长居澳洲的经历，对你的文化观、教育观有怎样的影响？

黄苗子： 我在艺术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深。但是与国外文化的接触令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说过的话，不要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高的，样样都是世界第一。各国历史、社会、文化有差异，也有许多成就很高的东西值得借鉴。如古希腊的雕塑比我们的早，我们无法拿维纳斯像和秦始皇兵马俑相比。文化和教育都应该有不断吸收和融合世界文化的思想。当然就文化来说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融合的，但总不能看不到人家的好处，否则就无法进步。我的某些书法就是尝试把欧洲现代艺术的感觉融进中国古文字，许多用中国传统原料的书画家也在或多或少地尝试。但也不能过分，有些艺术太离谱，完全没有根基，就荒唐了。

教育更应该不断吸收东西方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列入课程。改革开放后，什么文化思潮都来了，需要对我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去粗存精，真正让学生接受、吸收先进的文化，融入飞速发展的世界，这种融合应该有利于培养国际人才。我的孙女9岁随父母到澳大利亚，她在接受国外教育的同时，家庭的中国文化影响使她感到浓厚兴趣。她读了法国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其罗传》，就用中文写论文、评论，深入阐述自己的见解；同时鲁迅、郁达夫、沈从文的著作也看了许多。她在这种中西文化环境中成长得比较健康，眼界开阔。总之，国际化的人才应该是在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我们闭关锁国那么久，要赶上去不开放不行，中国要长成强大的民族，必须面向世界，把世界文明的精华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当然民族的子孙应当立根于中国，并不是我们把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就好，留学最好还是在积累了一定的本土文化和树立一定的民族意识之后。

记者： 像您这样近九旬的老人天天“上网”实不多见。这种不受年龄影响的强烈的“吐故纳新”意识其实反映了您的教育理念。

黄苗子： 求新求知应该和年龄没关系，关键要有了解世界的兴趣和追求。人的眼界越宽，越有学习知识的渴望和创造的欲望。电脑是我在86岁时，在澳洲向孙子学的，因为我知道这是直接地与世界沟通的工具。我觉得国外学生听课很自由，也没有明显的班级界限，课堂气氛很宽松，比如介绍唐代文化，我概括性地讲完以后，主要是学生到图书馆找资料深入用功，好学生学得非常主动。相比之下，国内学生的学习在方法上就被动死板一些。我没进过大学，知识就是靠主动学习获得的，齐白石是如此，丁聪、华君武、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等画家，都没进过大学，都是靠对知识兴趣的渴望与追求学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