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欧洲的“黄祸”论，在19世纪后半期蔓延到美洲和澳洲，并在1895—1914年间形成高潮，此后又几度死灰复燃。当中国人获知有此一说时，并未听之任之。当时的报刊如《外交报》、《中外日报》、《游学译编》、《警钟日报》及《东方杂志》等对此都有反应和批驳，其中以孙中山先生的有关文章和言论最多，论述也最全面深刻。
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终遭到“黄祸”论的挑战和困扰。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G.Lynch）当面向孙中山表示“实现他的抱负将会酿成真正的‘黄祸’”。从此时直到他去世，约计有10位以上的西方和日本记者就此话题向他发问。毫无疑问，孙中山从一开始就对“黄祸”论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他对西方列强的“希望”有一个由多变少、由大变小直至最后完全放弃的过程，反过来说也就是存在着一个对列强的本性认识逐渐深化、反对态度渐趋激烈的变化过程，因此，他对“黄祸”论的回应在20余年间也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2年4月以前。这一时期孙中山一直在从事推翻清王朝及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斗争。一方面由于他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对列强抱有许多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使他对“黄祸”论基本只能作被动的解释，反复说明不应该把中国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看作祸害。尽管被动当中也有若干主动，但却始终没有点破不是中国给西方造成了威胁、而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
综观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文章和言论，他对“黄祸”论的回应有如下几点。第一，他指出喧嚷“黄祸”是殖民主义者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孙中山曾说，“西洋之倡分割者曰：支那人口繁盛，……今其国衰弱至此，而其人民于生存竞争之场，犹非白种之所能及；若行新法、革旧蔽，发奋为雄，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则铁木真、汉拿比之祸，必复见于异日也。维持文明之福，防塞黄毒之祸，宜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地。”针对这种论点，孙中山辩解说：“支那人为最平和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强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从事于战争，亦止自卫。使外人果能始终去其机械之心，则吾敢谓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当然他也严正地向列强提出警告：中国人民决不会让瓜分论得逞，“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第二，他用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并非“封闭”，指出“排外”只是清政府的主张，表示革命成功之后中国会对各国“开放”。孙中山说，“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而“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厌恶歧视。”他列举了古代众多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事例，证明中国人并非“不乐交通”。为了消除外国人对中国是否开放的疑虑，孙中山反复表示：未来的新中国“可使全国与外人通商，可使铁路推广敷设，可使天然物产日益发达，可使民族高尚其资生之程度，可使外来物品销售愈多，而万国商业必百倍于畴昔”。因此，他认为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第三，在有关对外宣言中，孙中山反复表示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国方针。无论是1906年发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外宣言》，还是1911年冬的《通告各国书》，1912年初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对外宣言书》以及这段时间的各种演说，孙中山均一再强调“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与我友邦益增睦谊，持和平主义”。可以说，孙中山的上述种种表示，已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他“惟利于与列强相亲，决不利于与列强相仇”的立场和态度。
二从1912年4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第二阶段。这期间列强并未因中国成了“民国”而改变其对华侵略行径：一方面，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始终没有得到列强的承认和支持；另一方面，先是有俄国趁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我国边疆地区制造分裂，大有侵吞中国北部之势，继有日本出兵山东，还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几乎要使整个中国成为其殖民地。这就使孙中山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方针产生了若干新的思考。上述因素使得孙中山有关直接或间接涉及“黄祸”论的谈话，既有第一阶段思想内容的延续，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既要维持主权，又要“行开放主义”。1912年4月中旬，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就提出，“仆之意最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而“通商口岸必定裁去”，因为住在口岸城市的中国人“不愿在中国而归洋人统辖”，中国可以全部对外开放，“以供外人营业”，但条件是所有在华外人“应服从中国治权”。简单地说就是，他主张用开放全国来换取撤除通商口岸和收回治外法权，以实现“保障主权”。其次是反复解释中国不会成为“黄祸”。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说“中国地方甚广，……可以自养其民”。二是强调中国不会侵犯他国，但也不容许他国侵犯自己。他说“欧人多恐中国他日之侵犯，……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果尔，将来事势所趋，则难预言”。话很含蓄，但绵里藏针，警告列强不要逼迫太甚。最后是提出中国要加强军备，而且对眼下最凶狠的敌人应不惜一战。1912年4月下旬，孙中山就曾说过：“欲中国成为强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稍后又曾强调，“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孙中山这段时间关于加强军备和武力自卫的呼吁，明显地呈现出对前段所持“与列强相亲”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修正。
三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是第三阶段。从这时起到孙中山逝世，国内外形势和中外关系又有若干变化，如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使得1922—1923年间列强又有对中国实行“共管”之说；1922年华盛顿会议之后，美日矛盾逐渐加剧；还有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初步发展，国内各阶层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热情的不断高涨等等，均有助于孙中山彻底摆脱“黄祸”论的压力，科学地分析复杂的现实情况，更深刻全面地表达自己的相关看法。其中最直接而明显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认为中国的实业一定能更快发展，迫使外国改变对华经济政策；列强再度掀起的“共管”说也不会得逞，中国一定要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1920年4月孙中山在美国《独立周报》撰文，表示“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可见孙中山对我国的工业化极具信心。对于“共管”之说，孙中山更不屑一顾。他说，“现在共管之说，同三十年前瓜分之说一样厉害”，“怕他什么？……其实欧洲战争之后，各国百孔千疮，只有美国同日本还保持战前的地位，别的国差不多是病夫了。病夫能管我们么？”可以说，此时孙中山的反帝态度已很鲜明、坚定。第二，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正是中国内乱不已、而且将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由此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意义。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夫以积弱而分裂之中国，而自然之富甲于天下，实为亚洲之巴尔干，十年之内，或以此故而肇启世界之纷争；故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实为欧洲帝国主义宣布死刑之先声也”。他并且肯定地说，“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实中国也”。十年以后的形势变化，证实了孙中山分析的完全正确。第三，在对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大战进行预测时，孙中山把按人种划线的“黄祸”论彻底揭穿。1923—1924年间，孙中山对这一问题多次发表谈话，他说，“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论者多谓必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他预计，“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而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与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说，“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他坚定地表示：中国不仅要“与世界帝国主义公开斗争”，而且“要济弱扶倾，才是尽到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孙中山不以人种划线、而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区别敌友，同时又运用策略，分化敌人，扩大联合战线的思想认识和斗争艺术，均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