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来崇尚智慧，热衷谋略。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形象写照。因此，历史上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最大的特色必定是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一。
郑庄公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通过各种手段使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点儿事功也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表示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姬段串通一气，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他能做到隐忍不发。姬段想占好地方，他就把姬段分封到京地；姬段贪欲不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其后，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力劝庄公早早应对，以免祸起萧墙，可郑庄公还是隐忍不发，以“不义，不昵，厚将崩”的理由婉言拒绝。郑庄公的遇事能忍，还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面对年少气盛的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内心的恼怒，主动前去王都朝拜周桓王，希望藉此来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并不买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着又任命虢公林父为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并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邘等四座郑国城邑，公开给郑庄公以大的羞辱。虽然使得郑庄公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了怒火。所以，遇事能忍，便成了他的性格特征。老谋深算，工于心计，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属于韬光养晦，后发制人。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可笑的是，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步步进逼：姬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战于葛，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可见，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可圈可点。当挫败姬段的叛乱阴谋、迫使他逃窜共地后，郑庄公便不再追击，因为他知道，姬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另外，由于郑庄公母亲姜氏在这一叛乱事件中曾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让郑庄公内心既痛苦又愤恨，但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遂为母子如初”，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足了分数。至于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作法，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当郑军大获全胜，祝聃等将领建议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之时，郑庄公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遂下令停止追击，放对手一马。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专人前往周军大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一石二鸟，这更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
“歌台舞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然而，郑庄公的政治智慧与战略意识却依旧让今之读史者叹服。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遇事要忍，出手要狠，善后要稳，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