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侯艺兵
秦伯益，1932年11月生。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现该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神经精神药理学研究。曾主持完成神经性毒剂预防复方片的研制，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主编《新药评价概论》。
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思想解放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需。世界上多个科学地理中心的出现都伴随着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科学中心不会出现在封建君主的文化专制时期。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有大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思想解放运动。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论点，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发达国家已由农业经济经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主要靠科技进步，从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也主要靠科技进步。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靠更大的、跨越式的科技进步。否则连现有的差距尚难缩短，何谈“赶超”。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创新是灵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事务，应按规范保证质量，并不是处处都要创新。我在这里先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平时惰性十足，运动一搞，就全民折腾。科技创新，尤其原始创新，是很严肃的事，有严格的评价标准。要在关键的问题上，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长期坚持，取得突破，这不是靠“搞运动”可以奏效的。
科技创新要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政府的作用是按照科技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领导和管理科技，提供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保证科学民主，贯彻百家争鸣。政府在具体业务上的过多干预，效果历来不好。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十月革命前，俄国在生理学和医学领域是比较先进的，曾产生过巴甫洛夫和梅奇尼柯夫等世界级科学家。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主观上也想尽快发展科学技术，但经常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干预科技。强制推行一些不成熟的、有争议的理论和技术，又给另一些学术观点和思想任意扣政治帽子，进行批判。结果8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生理学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连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也数不出来。而伪科学却乘机而出，迭有报道。我国在这方面教训也是深刻的。
国家要发展科学，不能没有民主。现代科学总是和民主政治同步发展的。只要科学，不要民主，没有成功的先例。五四运动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于呼唤科技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科技要创新，就该既兴利，又除弊。很多观念需要更新，措施需要改革。譬如，科技的基础在教育。而中国古代教育和考试制度，都重在培养官吏，科技教育不在国家体制之内。现代教育有了根本改善。但应试教育总是排斥素质教育，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也往往有碍于创新思维的培养。从小要求背书一字不差，答题不离标准，作文引经据典，说话循规蹈矩，处世四平八稳，办事按部就班，写诗要合格律，唱戏必遵流派。而“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等反映一点创新活动的词都是贬义词。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很老实，很规矩，很本分，少年老成，但是思想受禁锢，思维不活跃。在国际竞争中，容易怯场。又譬如，近年来科技界日益浮躁。我们曾经在政治上浮躁过，因而付出过代价；在经济上浮躁过，也付出过代价。现在科技上也浮躁起来了，同样也将付出代价。值得深思的是，近年来国家对科技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科技发明一等奖已连续四届空缺，我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也连年下滑。与浮躁现象密切相关的是科学评估的导向。过去不进行评估，不好；现在搞繁琐的评估，也不好。评论文、评学位、评基金、评成果、评级别、评职称、评职务、评课题、评项目、评单位、评院士，等等，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经费。当然，必要的评估是有促进作用的。但繁琐的评估带来的争名利、不团结、送礼金、走后门等却越演越烈。科学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在必须改革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