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重庆一九三三年六月生，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同济大学教授，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国家机械局科技委委员。从事工程项目设计和咨询工作四十多年，曾三十多次担任国家和部级重点建设项目的总设计师，现主要研究中国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一九八九年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落后绝不在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比西方人低，而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一句很尖刻的话：“中国人就个人从事研究的禀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它可以取得任何成就。”（引自怀特海著《科学与近代世界》）
中国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作过诸多贡献，尽管有争议。但在近代，特别是自清代以后，在“闭关自守”的政策下，科学技术日渐衰落，尽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的28.7％，1830年中国的工业产量等于英国的3倍，但这只是落日余晖，强弩之末，而此时欧洲正在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迪下，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科学技术、经济与文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验证了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经济、技术、文化及社会大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在思想禁锢，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极低的社会环境中，人的聪明才智很难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难以得到发展。
经济学家罗森堡在《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认为：“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欧洲，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原因在于西欧在中世纪后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机制。”
技术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但也取决于制度及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适配性。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深层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力量强弱的根源，在看到我们的体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因素时，同时也应正视其负面因素，我们必须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道”本“器”末，贬低科学技术的作用，所以没有形成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物质文化。在创新和守旧的抉择中趋于守旧，奉行“中庸之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缺乏创新精神。在教育中抑制个性，泯灭个性，缺乏自主精神，认为从商言利者是背离正道的人。“抑商贱术”的社会传统制约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育，延缓了2000年封建社会的变革，所以杨振宁认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缺乏创新文化的底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很难有大作为的缘由。
根据以上分析，振兴中国科学技术，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首先是针对技术与经济脱节，技术人员游离于企业与市场之外的时弊，实施“创新战略”。这个战略不是针对具体项目，而应是站在战略层面上，解决上述“脱节”和“游离”问题，一是针对人，如何解放技术生产力，构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组中国科研队伍，目前科研人员结构分布是不合理的；二是如何解决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其次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应向技术倾斜。如何摆正科学与技术的比重是对我国科技管理层决策水平的一个考验。罗斯福总统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布什的观点“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曾对各国科学技术的比重取向影响很大。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不同，当前中国应重点向技术倾斜。技术如果没有需求的推动，没有企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并获得效益，任何技术创新都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把技术研究的目标转移到战略性的社会需求上是正确的选择。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力争在跨越性技术上有所突破。
再次，已成熟的传统技术没有必要再强调从头开始，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拿来”即是，不一定样样都要自己做，但自主的研究开发应着重投入到原创性有突破性的技术上，实现技术跨越，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如塑料芯片技术、高温超导二硼化镁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等，一旦有所突破，世界技术、经济和产业格局就会重新洗牌，我国科技才可望有真正的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