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艾文·雅各布“下海了”。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进行军用CDMA技术的民用转化工作，高通公司就这样诞生了。在随后的17年中，高通更多面临的是怀疑、打压和拒绝。但是高通迈出了正确的三步，摘走了CDMA的桂冠。
在高通公司总部大门口的墙上镶嵌着高通所持有的CDMA的1400多项专利。在1998年之前，申请专利成为高通最重要的工作，而事实证明，高通正确地迈出了第一步。
雅各布和他的同事们苦熬了3年，成功地将CDMA技术“军转民”。然而，当雅各布在1988年向无线业界推销自己的成果时，遭到的是抵制和嘲讽。当时摆在业界专家面前有三种技术：TDMA、FDMA、CDMA（GSM是TDMA技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前两种技术更成熟；几家世界上最大的通信企业共同拥有了GSM的专利，也不支持CDMA技术。
工程师们近乎“偏执”的倔强推动着高通的历史。说CDMA技术不成熟，他们就把它做成熟；通信企业不支持，他们就自己做通信设备。这样的作法让高通疲于应付，但是，1991年高通上市了。纳指的“井喷”和科技股的全面上扬让高通获得了足够的美元，高通可以继续玩它的“游戏”了！
在此期间和后来的几年中，高通一方面向美国标准组织（TIA）和世界标准组织（ITU）提出申请，要求将CDMA确立为世界移动通信标准；另一方面，高通把CDMA研发过程中所有大大小小的技术全都申请了专利，一共有1400项。
哪里是CDMA的“实验田”？就在高通为此发愁的时候，韩国浮上水面。高通一心要为CDMA树立一个样板；韩国一心要进行跳跃式发展，在从模拟通信到数字通信的跨越上，走到世界的前列。韩国决定接受CDMA标准，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高通公司成功地迈出了第二步。
真正的分水岭在1998年，世界标准组织确立CDMA2000为3G标准之一。高通蓄谋已久的第三步终于开始实施：抢占中国市场。第二年，中国联通宣布支持CDMA技术，准备建设CDMA网络。巨大的市场让高通和整个华尔街欣喜不已，高通的股价连涨了10倍，高通的市值甚至超过了1000亿美元。
在GSM和CDMA较量的天平上，中国无疑成为了足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最重要的法码。联通建设的CDMA网络，遍及中国31个省市，网络容量达5000万户，将是世界上最大的CDMA网络。中国已经成为高通能否完成其CDMA童话的关键所在。
韩国接受CDMA，不仅是想输入CDMA技术，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CDMA获得世界通信业的领先地位。但是，除了终端设备外，在CDMA无线芯片、基站设备上几年来韩国少有建树。更让韩国人头疼的是——“高通税”。
IPR是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缩写，即中文“知识产权”的意思。1400多项CDMA专利成了高通的“摇钱树”：你想“掺和”一下CDMA，要交入门费；你想造产品，要交技术使用费；你想卖产品，卖出去别忘了给高通提成。另外，高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CDMA芯片制造商，占据着世界CDMA芯片市场90％的份额。
1993年，三星电子等韩国4家企业同高通公司签订合同，合同规定韩国专利权使用费出口产品为5.25％、内需品为5.75％，并享有“最优惠企业（MSC）”待遇。有统计证明，从1995年到2000年5年间，韩国企业仅在手机的专利权使用、芯片上已向高通支付了24亿美元。2001年，韩国甚至发生了7家移动电话制造商联合起来抵制高通的事件。中国企业同高通签定了与韩国企业类似的合同，虽然内需品的专利权使用费不到3％，但出口产品高达7％。
面对指责，高通并不认同。雅各布认为知识产权与产品垄断不同，另外，CDMA虽收取6％左右的专利权使用费，但收费在“明”；而GSM的专利权使用费都摊在产品里，是“暗”收费。
不管如何，事实是GSM技术掌握在6家以上的公司手里，而CDMA技术的东家只有一家（高通握有CDMA2000的绝大多数专利和WCDMA的部分专利）。CDMA如果取得GSM一样的成就，不知对于众多的制造商来说是不是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