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力图探究哈佛成功的秘诀，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略表谦虚，“其实哈佛就像一个人，也存在问题”。但他进而说，“哈佛的成功主要是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办学理念、一套系统的制度和机制，所以即使现在没有校长，哈佛一样可以正常运转。”
在陆登庭看来，哈佛及其他美国学校都是一种结构，像有机体，但它与其他组织的结构截然不同，因而管理更具独特性。山东大学校长展涛说，就任校长两年来，管理是他最感困惑的问题。的确，我们正飞速走近世界，走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说，一流大学就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成果、建设一流的学科，而这一切最重要的保证就是要有一流的管理。如何改进管理模式、创建现代一流大学的管理框架与运行机制正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界及众多大学校长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大学管理同样不同于其他机构，既有企业管理的色彩，又有行政管理，而更重要的是学术管理。与历史相比，今天的大学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形势，目标明确因而使命与责任更重大，人才培养、科研开发、学术发展的要求更高，学校的规模也更大；而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我们在资金、人才等方面处于劣势，如何在不利的条件下发挥优势，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的效益显然是问题的核心。
展涛说，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建立一种科学的框架、完善的机制是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完成的基础性工作。他认为大学管理应遵循几点原则：一、以人为本，人是创造力的原动力，因而大学应为教师和学生发挥创造力提供个性化的氛围，同时鼓励他们参与学校管理；二、以学术为主导；三、校内外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四、可持续发展。
王生洪校长的观点颇具系统性。他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大，因此在学校管理中应实现分级管理，即校院（系）两级管理，一方面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聘请最优秀的教师，推动学科发展、对学校的优势领域集中攻坚等；另一方面充分调动院系积极性，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陆登庭说，当校长最重要的任务是选好院（系）主任并给他们高度的选择权，如果学院的院长强，校长就省力了。王生洪校长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这的确是关键。
其次，对学科建设进行研究，重点要解决好的是怎样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有力保障。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在他的演讲中提到，43％的诺贝尔奖是在交叉学科中。王生洪说，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就是学科综合交叉，因此大学应通过制度构建交叉学科平台。对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从体制上创新，哈佛的经验就是宽口径培养学生，新生不分专业进入文理学院，课程分成8个领域11大类，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所修课程必须涉及9大类，使之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这一点目前国内一些学校已经在着手推进。王生洪同时强调了教学、科研结合的重要性，他说复旦大学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让本科生参与科研。
王生洪谈到的第三点是建立学校与社会互动的社会服务机制，如何实现产学研互动的有效体制，科学园区是一个重要的抓手，而这一点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崛起以及剑桥、牛津等的成功范例已经为中国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了解世界名校的经验，中国的校长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财力对一流大学的重要性。王生洪校长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学主要依赖政府，但政府毕竟财力有限，这一点世界各国的情况都一样，因此在政府办学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探索多渠道筹资体制。陆登庭在他就任校长的10年间，为哈佛募集了100亿美元的社会捐助，被誉为筹钱高手。
但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主要是发挥校友会的作用，此外哈佛拥有一个庞大的融资组织，有多达300余名专业人员。王生洪说对这一点他体会很深，要创建一流大学，光等、靠、要不行，重要的是以积极地态度解决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科学的融资体制。
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而优秀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样要靠机制。王生洪说，哈佛大学教师职位的社会招聘制度，终身教授制度以及学术休假制度都是重要的经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对哈佛的教师竞争机制感触深刻，在那里，很少有人能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所有职位——无论低级还是高级，都是公开并通过动态竞争过程不断加以补充。而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在谈到教师管理时也说，首先要选择那些对学术研究有内在动力的人，同时要每年对他们进行评定，并提供下一年的工作计划，由学校予以批准。
王生洪同时指出，大学要体现学术机构的特性，因而应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术上的主导作用，比如成立教授委员会，制定相关章程，真正实现教授治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