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一篇提到的梁惠王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当然，他之所以有名气，乃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败家子，完全的失败者。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战国揭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充当三晋老大。他曾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睢（三点水＋岁）之间；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继起的魏武侯效法乃父，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应该说，父祖辈给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观的家业，他完全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当守成之主，享现成之福，谋社稷之安。
然而，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抉择失误，终使梁惠王走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从战国兵备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天生的内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适当选择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防止四面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遗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颜面有光。在这种自高自大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把都城从安邑搬迁到大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梁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梁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营造“慕虚声而损实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头脑简单却自视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计，进了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攻齐，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互为死敌的本质属性，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爱面子的梁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即鼓动梁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梁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己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猝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于是乎，梁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身段。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梁惠王的面子亦随之丢得干净。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梁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骛远，忘乎所以，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更让人可叹的是，他至死也不曾悟出自己之所以倒霉的原因，而只知道一味抱怨命运，责怪天道。这从他和孟子的谈话中反映得很清楚：“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这里你可闻得到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的气息？一个人不虚心、不自重到了这种地步，的的确确是无可救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