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直接降低了农民公共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不利于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当前，我国农业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探讨扩大农村公共消费品的供给渠道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消费品是满足农民公共需要的公共设施及其提供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和（或）非排他性。作为区域性公共消费品，其范围也包括公共消费品的一般类型。依据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强弱组合，可把公共消费品分为三类：公共消费品Ⅰ类为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消费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服务（警察、消防）等；公共消费品Ⅱ类为非竞争性强和非排他性弱（甚至无）的消费品，包括邮政、电信、民航、铁路、水、电、气和有线广播电视等；公共消费品Ⅲ类为非竞争性弱（甚至无）和非排他性的消费品，包括公共环境服务（如公园、绿地、道路及其管理、公共卫生、气象服务）、公共文教（基础教育、一些文体事业）、公共医疗保健、公共交通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消费品Ⅰ类一般无法计算消费量，是全国性的公共消费品；民航、铁路、公园、绿地等现在与农民的日常消费联系不大，其余的公共消费品大多是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公共消费品。
我国当前的公共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据调查，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能饮用自来水，还有13％的村不通公路，有53％的村没装电话。虽然95％的村能通了电，但电价昂贵，普遍是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有93％的村能接收电视，但信号相当微弱，彩电信号尤差。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也供给不足，政府在疾病预防项目的投资占GDP的份额逐年减小，公共卫生服务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收费，以至于许多农村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指标难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限标准。全国的公共文化设施落后，而且藏书及经费集中在城市，全国尚有207个县无公共图书馆，67.9％的乡镇没有文化站。此外，我国的农民基本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完全不能享受医疗、养老等公共保险消费。可见，我国农村消费品供给不足非常严重。
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是：
（1）公共消费品供给所固有的缺陷使然。公共消费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使其市场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困难，竞争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市场缺陷。但是，当公共消费品由政府公共部门供给时却又存在非市场缺陷。①成本和收入分离——非市场活动的收入具有非价格来源，主要由政府税收支付成本，易导致多余和增加的成本；②内在性——私人的或组织的成本和利润很可能支配公共决策；③派生的外在性——非市场活动可能产生无法预料的远离公共目标的副作用；5分配不公——非市场活动会产生权力或特权（而不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些非市场缺陷会直接导致公共部门内部的X非效率，产生公共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有时公共部门甚至“制造”短缺。
（2）我国农村公共消费品的公共投入机制不健全。公共消费品经营同时具有两种缺陷，市场和政府的选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政府以及二者之间不尽完善的组合间的选择。但长期以来，政府财政资金具有极强的非农偏好，而乡村公共消费品供给几乎全由当地农民负担，政府投入很少。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农村电网改造等大型公共消费品外，国家把公共消费品供给的责任交给了县乡政府，而县乡政府因大量的财政缺口而不能及时提供，甚至用“给政策替代拨款”，因而出现一些公共部门努力“创收”，利用公共资源经营私人消费品甚至直接乱收费，所得却主要作为职工福利，并非用于发展公共消费品。同时，各级政府对公共行业实行严格的进入规制，造成公共行业的劳动力、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高度的行政性垄断。由于缺乏竞争，这些部门技术停滞，管理落后，公共消费品质量下降。此外，我国目前尚缺乏规范的公共选择机制，农村公共消费品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应的，供给总量与结构多数是由县乡政府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带有很强的指令性、主观性、统一性，常导致公共消费品供给和需求的脱节。
（3）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缺乏民间渠道。首先，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较低。刚解决温饱步入小康的农民实在无法抽出更多的钱自己供给公共消费品。其次，我国农民公共消费品自给的交易成本极高。分散的众多农户消费水平、消费习惯不同，对公共消费品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而且，我国农民的素质偏低，加上一些农民小农意识强，具有守旧、自足的心理，对公共消费品价值的判断完全依据自己已有经验和目前是否实用。加之公共消费品供给的谈判与决策中，农民有了保护私有资产的权利和行动自由。因此，乡村的公共消费品供给过程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一些明明大多数农户都可承受的公共消费品被迫无限期拖延。此外，农村公共消费品缺乏有效的产权制度，规制滞后也影响了一些企业向农村提供公共消费品的积极性。
经验证明，非市场缺陷比市场缺陷严重得多。我国农村公共消费品总体供给水平低，且主要是公共部门的非市场供给，这进一步加深了其有效供给不足。
首先，降低了农民公共需要的满足程度。在温饱阶段，农民对公共消费品的需求极少。进入小康消费阶段后，农民的公共需要增加，尤其是保证农民获得全面发展的那些需要（如更丰富、更复杂的精神文化需要），客观上需要通过公共消费品来满足。在目前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公共消费品的供需缺口将继续扩大，农民的一些公共需要得不到满足，如果公共消费品供给不足，农民只好以私人消费品替代，而这会降低消费效益。如一些地区的农民各自花2000多元购买使用比一般彩电更昂贵的卫星电视接收器，这样花在接收器上的总成本极高。与此同时，我国公共消费品的消费者权益还得不到有效保障。公共消费品Ⅱ类的市场化较高，但行政性垄断没有实质性改变，官商习气很重，消费的进入或退出壁垒很高，出现消费“锁定”。公共消费品Ⅲ类中乱收费严重，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公益部门的营利趋向重在谋求资源和资产收益而不是经营盈余，实质是部门经营权侵害公共所有权”。对这种“侵害”现在还缺少终止机制。农村公共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涉及到千家万户，如果供给水平低，农民的公共需要满足程度降低，将会极大地妨碍社会进步。
其次，一些公共消费品供给低效或不足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例如由于农村公共卫生投资减少，农民常发病增加，乡村卫生机构接诊能力差，农民医疗负担加重。农民在公共消费品方面的负担加重必然以压缩私人消费品支出为代价。此外，预期子女教育以及今后养老的费用增加也促使农民减少即期消费。农村消费需求下降不仅会延缓消费品工业发展，而且会导致农业投入减少。过去我们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但今天农民择业自由度增加，消费水平更快提高才能刺激他们增加农业投入。显然农民的这种趋同倾向不利于农业稳定发展。因此，农村公共消费品供给不足降低了农村消费需求，影响国民经济运行。
公共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国民消费水平和文明水准的标志之一。为尽快有所侧重地改善我国农村各类公共消费品供给，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1、拓宽供给渠道，确保公共消费品Ⅰ类和某些民营积极性不高的公共消费品的供给水平。公共消费品Ⅰ类因个人消费量计算困难、无法收费而私人不愿供给，公共消费品Ⅱ、Ⅲ类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自己无能力供给或供给数量不够的部分，政府应对这些公共消费品切实负起供给责任。农民无偿或以稳定、合理的付费较为便利地获取优质公共消费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把聚敛的纳税人税款直接或间接投入公共行（事）业，国家把经济成果返还给社会的一个重要杠杆。各级政府应重视占全国人口3／4的农民的公共福利，增加农村公益事业的财政投入。当前要以农村城镇建设为契机，提高公共消费品供给的规模经济和辐射能力。同时要采取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鼓励农民和企业提供公共消费品。当然拓宽供给渠道是以明晰公共消费品产权为基础的。当公共消费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减弱之后，其产权形式也应由公共产权逐步向社团产权直至私人产权作出相应的调整。恰当的产权安排能保障供给者的利益，诱导公共和民间资源进入目前农村急需的公共消费品供给领域。
2、改革规制，打破垄断，提高公共消费品Ⅱ类的供给效率。首先，要组建公共消费品Ⅱ类行业的独立的规制机构（如电信业的电信委员会），机构组成人员要有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并有农村消费者代表。完全由公共行业及其主管部门控制的规制机构难以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新的市场进入者），甚至易产生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忽视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要建立公正有效的规制程序。同时要对规制机构提供经费保障，力戒逐利性规制，并运用公共传媒加强对规制程序的监督。再次，要继续放松进入规制，健全价格规制。公共消费品Ⅱ类的供给中，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要逐步分离。在此基础上，应放松进入壁垒，鼓励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并经营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在自然垄断性业务方面，要鼓励它们相互竞争，并允许民营企业参与提供其它公共消费品。要加快对公共消费品Ⅱ类行业的垄断性市场结构进行重组，实现各种业务的有效竞争，在价格规制上，要完善公共消费品Ⅱ类的成本（包括建设成本和工资成本）的监控，确立行业技术进步率，实行价格上限制度。
3、改革公共机构，转变公共消费品Ⅲ类的供给方式。如果不引入竞争机制，传统的机构改革（精减机构）对改善公共消费品供给的作用是有限的。威廉·尼斯卡宁认为真正有效的措施是在公共机构之间恢复竞争。如让相关的公共部门或把庞大的部门分散为较小机构，竞争性地提供同一种公共消费品。布坎南曾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农村基层政权公共消费品供给的过程应受到村民自治组织的监督，并由农民参与民主决策，决定是否提供、供给何种公共消费品以及以何种方式供给。（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