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美
胡亚美，1923年生于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儿童白血病专家，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
曾就读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现北京分司厅小学），北京崇慈女中，北京慕贞女中，毕业被保送燕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
记者：胡大夫，真没想到您的头发这么好，几乎没有什么白发，哪里像79岁的人！
胡亚美：你找我谈教育问题，先提起了头发，这头发的事和教育还真有点关系。我从小读书的学校都特别注重养成教育。我在北京慕贞女中住校时，学校配有“生活指导老师”，非常具体地给我们一些日常行为和生活细节指导。比如哪些场合不能大声喧哗，不同颜色的服装怎样搭配等等。我洗头和刷牙的习惯就是那时在老师指导下养成的：头发每两周洗一次，让头发形成自然保护层，平时注意清洁，不用手摸头发。我的头发至今还是这样养护，也许因此没有白；我天天晚上睡前刷牙，早晨先吃饭，饭后刷牙，现在我79岁了，一颗牙也没掉，全是自己的牙。
记者：从小养成的习惯总是特别管用。你和老伴现在带着一对双胞胎孙子孙女一起生活，你们带孩子最注重什么？
胡亚美：我总是说现在的孩子是被抱大的一代，宠大的一代，平常什么都是家长代办，要什么给什么，不懂得劳动的意义和劳动的快乐，身心有许多毛病。北京有10％的孩子过重，就是这么宠出来的。被宠出来的孩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动手能力差，没有劳动观点，所以我带孩子，最重视劳动观点和自理能力的培养。
我这一对双胞胎孙子孙女的父母都在国外，他们三四岁时，我就训练他们自己穿衣服，吃饭自己摆桌子，还墩地、打扫房间，学做家务。去香山玩，全是自己走，没人抱。我那个小男孩自己都这样说，“现在不劳动我长大了就不会工作”。你也看见了，他们现在5岁多，下楼去玩，一人搬着一个比他们矮不了多少的自行车，从12层楼搬到11层楼去等电梯，没有大人陪，玩到天黑，再自己搬着小车上楼回家。
记者：不是亲眼所见，还确实不敢相信。现在不要说耄耋老人，年轻人也没有这样带孩子的，您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能这样明智？
胡亚美：我在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多次提交有关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议案，建议把“劳”写进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为没有“劳”的教育不全面，少年时代的劳动教育太重要了。我持这个教育观点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是从小时候我所受到的教育哪儿来的，劳动教育对我们一生的影响特别深刻。
我上小学时，学校就在我家对门。那时学校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劳动是学校生活非常重要的部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每个班都有一块地，老师在课余带着我们种玉米，种花生，种芋头，到收获季节，我们自己去收，然后用大锅煮熟了，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特别高兴。不光种地，学校整理校园和教室，都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干。在慕贞女中读书时，班里甚至有缝纫机。
我的家庭很富有，有很多的佣人，但是我和弟弟深受学校劳动教育的影响。劳动锻炼了我们的手脚，也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道理。我还在学校图书馆看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家》、《春》、《秋》等，看到家门口和我一般大小的女孩挂牌子卖油条谋生，心里很难受，有了不平等的感觉。我和弟弟在学校贴了大字报，题目是《少爷小姐是废物》，让大家别叫我们“少爷”、“小姐”。上中学我就要求住校，一心想自立。我们姐弟一生勤勉，能吃苦耐劳，经受磨难，和我们幼年就接受的劳动教育关系很大。不劳动怎么培养能力？怎么懂得创造？怎么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呢？
记者：在政治运动特别多的非正常年代，教育走形了，劳动成了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不符合教育规律。但也不能矫枉过正。目前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学生劳动和实践的机会太少了，其实对他们的成长不利。
胡亚美：为什么七七、七八级的大学毕业生比较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劳动锻炼，有很多实践经验。光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根本不行，劳动出真知，实践出真知，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
记得1964年我在北京通县搞四清的时候，有一次带着农民到公社去开会，路过一个村子，我生物学得不错，在路边看见一株株单子叶植物，就很自信地和农民讲，你们看人家的玉米长的有多好！一个坐在旁边扇扇子的老太太说：“这哪里是玉米，这是大蒜苗！”我当时只恨没有地缝钻进去。
我不是只强调劳动教育，而是希望有全面的教育。我当年读书的现北京分司厅小学、崇慈女中、慕贞女中，都特别注意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年年都搞音乐比赛，体育运动会。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也特别注重全面，他甚至为我们请过武术教练。我在崇慈女中是全校跳高第二名，全市中学生女子跳高第三名。现在我79岁了，身体还很好，经常骑自行车，全是那时打的底子。
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记得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上午，校长召集我们到学校礼堂，先念孙中山遗嘱，然后告诉我们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老师哭了，我们全哭了，那种亡国之痛深深印在我们脑子里了。到了中学，处处和日本人作对，就是不学日语。（摄影：侯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