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西欧政党政治生活中，中产阶级向来缺乏利益代表。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欧大、中国家普遍形成了以两翼政党上下两级为主的代表方式。也就是说，中右翼与中左翼的两大传统政党，更多地代表上层和下层的利益。这种代表方式，必然存在着对中间阶层代表不足的问题。所幸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多数中产者的工作与生活均有相当程度的保障，基本属于社会问题较少的稳定群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国家的执政党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重组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失业和无保障人群的比例增加，中产阶级开始衰落。这一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政治家与学者的警觉。以关注经济全球化而出名的政治家与学者的跨国俱乐部——里斯本小组，在90年代中期出台了题为《竞争的极限》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变化的三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中间阶层的削弱”。据欧洲发展报告，在人口总数为3.76亿的欧盟15国，贫困人口已达6500万，占总人数的近1／5。
以研究贫困化现象而成名的美国学者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在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中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即发达国家进入了中间阶层的颓势时期。在英国，贫困和无力控制自身贫困化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英国社会结构将出现30∶30∶40的社会结构比例，即无自保力的人占30％左右，有工作却无保障的人占30％，有自保力的人只占40％。
另一方面，从80年代中期起到9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执政党为推进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所实施的政策与举措，改变了战后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利益代表方式，越来越多地向强势经济集团倾斜。利益倾斜不但使下层阶层，而且使相当一部分中产者成为牺牲品或半牺牲品，从而加重了原有的中间阶层利益代表欠缺的问题。
在政党政治的正规渠道无法代表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公众采取了与主流政治相对抗的政治立场。中产阶层不同于下层阶层，他们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远远大于下层阶层。他们加盟下层阶层，不仅增加了这一群体的数量，而且增强了这一群体的政治和社会行动能力，从而增强了公众政治与主流政党政治抗衡的能量。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把选票作为宣泄工具与抗议武器。不少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的公众，在没有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可选的情况下，或拒绝参选，或将票投向非传统政党致使一些右翼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骤然上升。英国政评家斯蒂文·卡斯尔指出：“欧洲选民们有了一种新嗜好，即与政治家对抗”，因此“主流政治家面临新的威胁”。在与主流政党的对抗中，他们也意识到所做的选择缺少理性，但他们以此寻求一种变化。于是，一部分传统政党或领袖人物在认为稳操胜券的大选中受到重创，以若斯潘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在法国大选中的遭遇，就是一例。
当选票把一些非主流政党推到前台时，这些政党中的多数，特别是右翼与极右翼党派，既无执政经验，也无与其他政党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掌好政权。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点在意大利和希腊表现最明显。
二是采用罢工、游行抗议等形式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中产阶层中的无保障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后现代”思潮的接受者，其中有的还是环保、女权、反全球化、反区域化等非政府组织或无组织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在近年来的后现代化运动中，他们越来越多地将思想观念对抗变为更激进的行为对抗。从2001年起，在西欧举行的不少与全球化和区域化有关的重大会议与活动，均遭到公众的抗议，而且抗议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流血冲突。
此外，西欧大国英、法、德均在本年度爆发了大规模罢工。7月中旬，英国服务业进行了自197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罢工，参与人数超过120万。罢工者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工资待遇。而反全球化和区域化也是三国罢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法国航空业职工大罢工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了反对统一的欧盟航空法规。
看来，中产阶级利益得不到充分体现的现象，仍会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在西欧存在。因此，与之有关的政治问题也还会延续，并可能在某些国家激化。传统政党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政治“软着陆”，西欧政局有可能步入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