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之简帛文献许多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等重要理论问题的，比如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纵横家书》（以后简称为《纵》），百分之六十不见于《史记》、《战国策》，换句话说，受当时传媒条件的限制，这部帛书十有其六是司马迁、刘向没见过的，因而使《史记》相关部分失实。唐兰先生研究了《纵》之后指出：需要重写苏秦列传。因为“旧有材料既不完备，又真假混淆、杂乱不易整理”。而《纵》“几乎是当时第一手资料”。杨宽、马雍也指出《史记·苏秦列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见上书附文，1976年文物出版社）。《史记》将苏秦之死列于张仪之前，而《纵》则说明张仪比苏秦早死25年左右；张仪在秦当政时，苏秦还是个年轻的游说者，后来才成为当时最大最成功的助燕弱齐的“大间谍”、大政客。这是司马迁所不知道的。凡此种种，限于篇幅，不能多谈，但仅此就足以说明：整理古籍，岂有不吸取简帛之研究成果之理？固然，古籍整理根本没有“重写”之任务，但在相关的文字后，一一加以注明，却是必要的吧？
校勘文字是整理古籍的主要内容。而校勘文字很少利用简帛成果的典型事例，莫过于《老子》。简帛《老子》，双双出土，举世震惊，它证明古籍传抄年代愈久，失真愈多，尤其是“书同文”之前的古籍，《老子》就是如此：在文字与结构布局上，讹误多、篡改多。而近年出版之《老子》却极少加以订正，篇幅所限，下面仅就文字方面略举二、三例：其一，用兵术之讹误。今本《老子》三十一章对不得已用兵时该怎么办的方略是：“恬淡为上”。在血腥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中，竟然“要淡然处之”，岂不荒唐？果然帛书甲乙两本与楚简本不是“恬淡”，而是“袭为上”，者，锋利也；袭者，轻装突然袭击也（见《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即到不得已用兵之时，最好是调集精锐，实施轻装突然袭击。这与“恬淡为上”相差万里，可是近年之出版物就是不用简帛校正它。其二，恢复尊王的古貌。二十五章的“四大”，唐以前之《老子》为道、天、地、王。唐宋之后改“王大”为“人大”，道教之想尔本则改为“生大”。究竟如何？帛书两本皆为“王大”，可证古貌必为“王大”，楚简本不仅仅再次证明“王大”正确，而且其文又不同帛本：“国中有四大安，而王居一安”，比帛今本多两个“安”字，这一来老子尊王之政治哲学凸现出来了。在小农经济及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条件下，“王大”是避免天下纷争、天下大乱的历史必然。解放前后，每户堂屋中央几乎都有“天地君亲师之位”牌位，其实就是“家中有五大安”的祈盼。而老子的“四大”是想用道、天、地之三大限制王，在此前提下抬王捧王尊王，可谓用心良苦。改为“人大”，即成为重民了，改为“生大”即成为道教之重生了。模糊《老子》之本意。今天出版的《老子》，仍有不少置简、帛本之铁证于不顾，非改“王大”为“人大”不可。其三：必须重写老子之性恶论。推崇圣智仁义乃常情，但《老子》却将其列为弃绝之类，认为它们不过是人们谋虑诈伪私欲的一种表现。简本就有“绝伪弃虑”句。由此可见老子很难是性善论者，但诸今本《老子》找不到明显的证据，而帛本则有“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达于善的人不多，多数人不善。这与孔子干七十余主后，终于感叹“善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同出一辙。老、孔所谓善与不善，不是说的一般人，而是指王侯、当政等上层人物。这对于君主世袭制、世卿世禄制来说，是十分深刻的。由于它不利于文饰政治，也与独尊儒术后性善论的天下相抵触，于是被修改了。初改为“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后又改为“善言不辩……”，把“辩者”、“辩言”统统归之于不善类。老、孔、墨、孟、庄、荀……，一直到今天的世界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多是雄辩之大师。荀子就说：“君子必辩”，为什么就“辩者不善”？可是许多版本的《老子》仍坚持着“善者不辩……”，“善言不辩”，有错不改。
如此等等，皆一字千钧。差之一字，失之千里。加上篇次、分章、章序上的错谬，上百处，但是订正者寥寥无几。如若不吸收简帛研究成果，纠正谬误，反而作为“权威”本，发行海内外，虽然省心省事，见利快，但岂不“上负祖先、今愧读者、下误子孙”、贻害海外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