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在翻开崭新的一页，但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的仍是同样一本书：梁启超的《新史学》。8月21日中午，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郊香山卧佛寺，在绿树掩映下的梁启超墓前，正在举行着一个别具特色的学术研讨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的开幕式。这个会是为了纪念《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而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共有8个学科的青年新锐参加了此次会议，按照会议组织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教授的说法，本次会议的主旨乃是历史学者“引狼入室”，展开一场和其他学科学者的对话。笔者有幸应邀列席此次研讨会，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深感研讨会乃是一次删去繁文缛节，没有虚情骄饰的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
记忆与纪念：《新史学》还“新”吗？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在上个世纪之初，它能走进21世纪历史学家的视野绝非偶然。陈平原指出，在1899～1902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梁启超一连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史界革命”等四个革命，“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思想及学术潮流之趋向，将众多零散的思想凝聚成一个口号”，表明梁启超具有某种“先知先觉”的胆略和气魄。的确如此。当时梁启超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是“普通学中之最重要者”，试图以史学拯救和创造中国，他不仅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还是建构中国新史学的第一人。就此而言，黄克武将梁启超《自励诗》句中“十年以后当思我”改为“百年以后当思我”，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记忆是一面镜子。与会者之所以关注梁启超，不完全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以纪念的形式彰显梁的功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面镜子照见过去和现在的歧义，意欲从这歧义中寻找新的历史认同和捕捉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
宏观与微观：两种叙事的互补。此次研讨会的一个特点是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完成度相当高。有的恢弘开阔，有的精细入微，互以为用，互为补充。好谈“主义”的秦晖其实也是个分析问题的高手，他在贯通古今的长篇大论《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中指出，“儒的吏化使传统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在治乱循环中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长期延续案例，但儒的传统仍不绝如缕，并未消失在吏化之中”。汪晖在长达6万字的论文里，探讨了欧洲－亚洲和中外的世界帝国和民族－国家问题，让听众置身于宏大的叙事之中。宏大叙事让与会者经历了“知识爆炸的冲击”，以至从美国赶来的王笛感叹地说，在美国他每年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碰到这种会议还是平生头一回。如果说汪晖的宏大叙事表现了企图建构中国本土性叙事的期望，那么更多的与会者则认识到把普遍性观念纳入到地方性语境的重要意义。陈春声、刘志伟等带来了沉甸甸的富于岭南气息的地方性知识。被称为“老纳”的蒙古族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则不断追问谁在叙述历史，用什么文字撰写历史等问题。孙歌则继续发挥其切入问题内侧的特长，解构日本文本。赵世瑜在“传说与历史”之间禀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立场。而朱苏力则把传说纳入到历史中，省去所有求证的过程，坚称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就是“活着的历史”，从而挑起了大争论。研讨会上，既有少林拳似的“唇枪舌剑”，又有太极掌般的“绵里藏针”，有争论却不失和气。
加法与减法：两种运思的交并。晚到的葛兆光一张口竟聊起了历史叙述中的加法和减法问题。他引用法国汉学家葛兰特（Marcel Granet）的研究，设问在鲁定公十年的夹谷之会上，孔子为什么要在齐鲁会盟上下令斩优倡侏儒？为什么杀戮之后还要将他们“手足异门而出”？为什么《谷梁传》、《史记》都记载的事情，朱熹要把它删去？为什么重考据的清代儒者认为朱熹的删节有理？他由此提出人们过于关注思想史叙述中的“加法”，而轻视被删去的部分——“减法”问题。李伯重和梁治平各从经济学和法学角度提出方法论问题。其实，在历史学经过了语言学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后，必须面对后现代方法的挑战，这即是《学术思想评论》的掌门人贺照田所说的“社会科学入史”的问题的所在。
研讨会在浓烈的讨论中进行，时间在悄然逝去。24日晨，在离开卧佛寺前，我又一次拜谒了梁启超墓。入秋的早晨，空气中飘着一丝清凉。我暗自思忖，当年梁启超以“献身甘作万矢的”精神开一代风气之先，今天我们纪念《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要继承的不正是这种“献身甘作万矢的”的精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