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中国诠释学的几种思路

2002-09-26 来源:光明日报 景海峰 我有话说

“创造的诠释学”

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通过语义澄清、脉胳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层次,考究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的是什么)。这一层面已跳出文本本身,而进入所谓“历史意识”的领域。第四是“当谓”层次,追究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或诠释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到这一层面,诠释者的洞见和诠释的力度已完全穿透了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而掘发出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显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第五是“必谓”层次,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此一层面最能体现诠释学的创造性,由不断追问的思维历程之中最终形成自我转化。即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为创造的发展者,从诠释学家升进成为创造性的思想家。

傅伟勋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分别解读了《老子》、《坛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考察了佛教缘起思想的形成及义理,亦旁及庄子、郭象等古代哲学家思想的分析,往往富有洞见,新意迭出,极具思想的穿透力。

“本体诠释学”

成中英

成中英将诠释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一种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西方的或古典形而上学体系,均属于前者,就是先有一个本体的概念,然后用来解释外部的世界;而后者是没有任何预设和前置的,只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一套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与个人自我观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个人诠释、找寻、归纳外在世界的依据,当“境”不断转化时,本体概念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这种本体是动态的“自本体”,而不是静止的“对本体”。

基于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特殊理解,成中英将他的诠释系统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本体意识的发动”阶段,二是“理性意识的知觉”阶段。两者合起来共有十大原则。这些原则囊括了对形式与本体、经验与理性的整全思考,构成一个层级累时的有机网络系统。从具体的诠释进路来看,这些原则又呈现为现象分析、本体思考、理性批判、秩序发生等4个阶段。“现象分析”是对杂多的梳理,根据(阴阳)对偶心原理勾联关系,结织整体。“本体思考”是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从本体来掌握整全,以达到完全性的要求。“理性批判”是掌握了本体和现象之后,用理性的方法重予呈现,包括语言的沟通、秩序的建立和综合的了解等等。这也是一个以理性来延展经验,又以经验来范导理性的双向过程。“秩序发生”是在理性呈现的状态下,调适、转化、发展合理性秩序,以使经验和理性的互动达到最大的有效性。一个阶段性(单元)本体就此实现,这为诠释的展开搭起了平台。

以孟子为中心经典诠释学

黄俊杰

黄俊杰教授是当代重要的孟子研究专家,他的《孟学思想史论》(三卷)是迄今最为宏富的孟子学研究专著之一。这部书通篇具强烈的诠释学意识,并提出了一些经典诠释的框架和范式,为中国诠释学的建立做出有益的尝试。黄俊杰将孟子学的研究者区划为两大阵营:一是哲学/观众史的研究进路,二是历史/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前者注重孟子哲学体系内的重要观念,围绕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核心思想展开讨论。后者则重视历史或文化史的脉络,将孟子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线索中,探讨其思想史的地位及其意义。他认为这两种进路可以在诠释学中得到汇聚,各显其能,相得益彰。与西方近代的解释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与现实取向,这是中国诠释学的重大特征。发挥中国注经传统中所特有的优势(如诠释者的历史性、问题意识的自主性、诠释的循环性等),发掘古代经典诠释的丰厚资源(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汗牛充栋的文献),建立中国的诠释学是可能的,而且在现代学术中将大有可为。

通过对两千年孟学诠释史的详尽叙述和仔细分析,黄俊杰归纳出了历史上众多的《孟子》诠释者的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二是作为政治学的儒家思想之诠释,三是作为护教的诠释。以上三种形态基本上代表了儒家经典诠释的三个突出面相,所以可视为是全部儒家诠释学的几大类型。

黄俊杰认为,透过三种面向的归纳,可以总结出儒家诠释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中国解释学”的构想

汤一介

汤先生分析了中国注经传统中的一些方法,归纳出了中国古代早期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左传》对《春秋》的注解为代表,在对“事件的历史”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一“叙述的历史”。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以《系辞》对《易经》的发挥为代表。解释者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架构模式,然后用这个总体性的模式来调度材料,展开诠解。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以《韩非子》对《老子》的论说为代表。《解老》篇大多以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很少涉及到形而上的层面;《喻老》篇则更甚,干脆直接用历史故事来说明君主成败、国家兴衰之故,完全是政治功利性的。除了这三种解释模式(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之外,先秦典籍中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但就诠解的系统性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而言,显然上述的三种解释模式是最为重要的。

汤一介先生强调,“中国解释学”在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设想。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该是在充分地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注经传统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比较中西注释经典的同与异,然后归纳出中国传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理论,“中国解释学”的成立才是可能的。

手机光明网

光明网版权所有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