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懿翎大大咧咧，热情似火，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侉子的模样，毫无疑问，她写《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部小说时完全把自我投入进去了，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她写的是自传体小说，这绝对是一部充分放逐想象力的、让人大吃一惊的虚构性作品。如此一来，我们在里面发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就不足为奇了。对于我来说，也许最大的发现莫过于，这其实是一部写给数学家读的书，或者，这是一部不能让数学家读的书。将如此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并置在一起，宛如两条平行线，这是因为我对数学家的心理丝毫不了解的缘故。但无论数学家是火冒三丈还是欣喜若狂，他们都不能不来阅读这部小说，因为数学家简直就是这部小说的灵魂，它是专为数学家而降生的。我不是数学家，但我从这部小说里获得的最大快感就来自小说中的数学。这是一部将数学换算为美学的小说。数学有很多亘古难题吸引着数学家们前赴后继地破解，比方那个“1＋1”的哥德巴赫猜想，我国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曾倾其毕生精力。其实，关于数学与美学的换算方式，又何尝不是一道亘古难题，至今似乎还没有人给过我们完整的答案。大概因为数学家都追求纯粹而对这种跨学科的题目不屑一顾，于是这个难题就留给了小说家。
但张懿翎竟悄不声张地做起了这道难题，这还是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张懿翎是一个毫无数学头脑的粗心人。她经常对朋友述说起当年上数学课的糟糕经历。这似乎构成了她的一个重要的童年情结，我以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部小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她的这个数学糟糕的童年情结不断地被激活有关的。文学家似乎天然地就应该缺少数学头脑，这方面的轶事甚至成为了一种美谈，如说郭沫若，说钱钟书。但我也发现，在数学上的缺欠往往成为他们日后文学上的一种情结。钱钟书在他的《围城》里，便将他的数学恐惧感极其幽默地编织了进去。方鸿渐初织唐晓芙，说：“难道读的是数学？那太厉害了。”由此可见数学在钱大学者心里的分量。然而这只不过是偶尔借数学开开玩笑，至于像《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样完全将数学作为小说的灵魂，大概还是不多得的。
这就使得张懿翎朝着数学换算为美学的方向走去。数学，这种高度抽象的、逻辑性很强的数学间的游戏，在常人的眼里，似乎与追求色彩和形象、个性和自由的文学相去甚远。但在张懿翎的笔下，那些枯燥的数学概念竟被翻腾出绚丽的色彩和富有情感的意象。小说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数学老师江远澜，这位性格怪僻的人可以说全靠数学和大米两种东西维系着自己倔强的生命。“如果我是算术符号，那么，我不过是文字化的图形。如果你是几何图形，那么，你肯定是图像化的公式。”“我们的未来能否像圆锥曲线（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最终在其现代天文学、仿射运动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中发挥了作用那样，能否你做奇数一我做奇数一，加起来等于偶数二。”
从这些描述中，你就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神奇地将数学符号转化为审美意象的。而这种转化最淋漓尽致的就是江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绣的鞋垫所作的即兴讲解：“数学需要刺绣，需要女生们通过绣鞋垫，绣出圆、椭圆、抛物线、曲线、心脏线、蚶线、三角形曲线、四角形边线，如果你能看到M.C埃舍尔的《圆极限IV（天堂和地狱）》，你就会发现这个无限而有界的平面世界的美……”作者在数学王国里大胆恣肆地狂欢，她的演绎自然不合数学运算法则，这样的数学答卷自然只能给一个零分。但你从小说狂欢式的发挥下，又发现作者其实对数学有别一种悟性。数学家就说过，人类天生有一种“数觉”，这大概是指人们对数的一种哲学式的想象，所以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会断言“数统治了宇宙”。张懿翎也许在算术方面不灵，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数的玄想，包括她利用翻译上的错误，说出“请原谅我像π和2一样地无理”令人叫绝的话（据说有理数、无理数的原意应为可比数、不可比数）。看张懿翎在数学王国的狂欢，就会感到伏尔泰说的“阿基米德的头脑较之荷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
但我还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张懿翎面对谨严的数学语言，虽然极尽戏谑之能事，但又丝毫不失恭敬，这真有点像一个稚气的孩子在自己尊敬的爷爷膝下无所顾忌地嬉闹。她是在狂欢中表达出内心对数学的敬畏。毫无疑问，数学在这里已经幻化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它或许就象征着知识的魂魄。数学，将喜城中学一个个可喜可悲、可爱可怜的老师统领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于是，数学在这部小说中就逸出了数学的纯粹性，而负载起丰富复杂的社会性、思想性内涵。不要忽略了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文革”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作者并不在意于以写实的方式再现历史生活的表象，而是以一种夸张、变形的图景表达出生活在她心底刻下的印痕，这种夸张、变形与数学王国的狂欢恣肆构成了艺术的张力，使读者放弃对真实性的纠缠，而直接进入到对思想本质的追问。所以这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也是一部现代性的寓言。它的不足在于，作者在感性上的过分放纵，缺乏理性上的收敛，这使我在阅读时觉得意象有些芜杂，而一部深邃的童话往往是非常单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