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原国家科委开始对全国各省市进行科技综合实力评价，当年天津排位第七，1994年上升到第五，1995年至今连续7年排在第三、第四位。
十年来，天津扎扎实实推进科技进步，发展先进生产力，在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在实现向高科技城市转化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可贵的创新精神，为天津科技进步开路领航。
依靠科技发展经济，力量何在？天津市一改以往做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树事业大旗、造发展环境、搭创业舞台上来。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以满足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工作基点，化外势为内力，化独唱为大合唱，在竞争与合作中求发展。
天津改变过去组织项目的做法，不再搞“拉郎配”，而是向社会公开征集科研项目，通过招标选择课题承担者。社会各方面参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纷纷申报创新项目。仅在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中申报项目的示范企业就达210家、大学和科研机构10家、服务机构9家。
摩托罗拉、三星电子、LG等77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津门。天津不仅把这些巨人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为我所用”，借势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天津科技进步的重要资源。
以往，在研发投入上政府是当然的主角。在科技的创新时代，自然也需要高投入，这就不是单靠政府的有限资金所能支撑的。如何解决资金难题？天津引进了创业投资机制：从2000年起，他们将政府每年投入的1亿元作为风险投资的“种子资金”，参股不控股，“以小引大”，吸引民间资金和海外资金在天津创办风险投资机构。仅去年，天津创投机构就由前年的10家增至22家，创业投资总资本由9亿元增加到18亿元。
海内外风险投资机构涌入天津，为天津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资金平台，给天津高新技术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这条在科技创业投资上走出的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被誉为“天津模式”。
有了创新的观念还需要创新的机制。天津在推进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技术的演进，更重视制度的设计。
天津市科委主任陈超英认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虽然在逐步退出竞争领域，但推动创新倡导创新的角色不能改变，工作的重心要从支持单一企业、单一项目向支持开放的技术平台和专业孵化平台上转移，实现整个行业、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从观念转化为机制，从机制到实践、行动，天津将新兴领域、新兴产业、新兴企业的成长放进了一个个孵化器。在软件领域，有天津软件出口基地，集结了50家软件出口企业；在生物医药领域，有泰达华生生物园，聚集了20多位海外留学生和一批企业。如今，工业园、科技园不仅遍布在全市18个区县，也在乡镇落地开花。从科技成果到新兴企业，从新兴企业集成产业群到一个集成技术搭平台的机制，这让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了“鸡生蛋、蛋孵鸡”、“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长链条，显现出创业发展的繁荣景象。
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人才创业，需要一个创新的环境，而这个环境的营造在于一个公开透明、高效务实的管理体制。
天津将大刀阔斧地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作为政府创造环境的重要措施，提出科技管理部门要按I－SO9000认证要求，形成规范化、国际化的科技管理体制。
以往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为申报一个项目要往返几趟，项目报到科技管理部门后就进入了漫长的期待之中。管理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也使人们认为不公正、不规范。
天津在科技管理上动真格的：公开科技计划管理流程、公开向社会征集项目、公布项目评估结果、公布立项结果……在立项上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评估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和申报人有知情权和申诉权。科技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开承诺：坚决执行规范流程，接受社会监督。
良好的环境、透明的管理，筑起引凤之巢。在生物技术领域，由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组成了若干研发团队，使天津在此领域一下子成为全国强队。其中在基因芯片专项上，引来以澳大利亚国家基因芯片中心微生物组的首席科学家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人员。由这些海外学者组成的几支基因芯片研发团队，迅速逼近世界科技前沿。一批关键技术被突破了，数项专利正在申请之中。天津悄然在生物芯片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不断进行观念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天津这座老工业城市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通过第一轮的结构性调整，工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显著增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产业布局已经摆开，一个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创新环境已经形成，老企业焕发了青春，高科技企业以集群之势迅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