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古老而常青的学问。说它古老，因为在中国它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说它常青，因为每当社会变革之际，它都以视线的下移而不断扩大自己的读者群。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史书有“神谕”的性质，阅史者寥寥。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使史学从记述神事走向人事。自此以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以其“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的功能而成为君主和官僚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版了大量改编、节选、摘抄史学著作的普及读物，讲史、演史深入到市井乡里，使读者队伍再一次扩大。所以，虽然传统史学的主体不脱帝王将相、圣贤英烈的窠臼，但从神谕、资政到教化民众，史学的功能在逐步社会化。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史学也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20世纪初由梁启超揭橥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梁启超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以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研究视线要下移，这对中国传统史学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百余年来，为建树这样的新史学，史学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出现的文化热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和社会文化史的崛起。它们以前人的生活形态、风俗习惯、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由于贴近民众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1世纪的到来使人文学科面临一次新的挑战。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这一主题与史学研究天然合拍。当前哲学和经济学界已经对学科发展的前景作了有益的探索。《情绪经济学》的翻译出版预示着经济发展愈来愈加人性化。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生活形式”的剖析等更是自不待言。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序言中对思想史关心“形而下”的倡导；国内哲学界倡议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任继愈提出研究汉学要从生活文化入手的见解；这种种言说表明国内外的学者已将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愈来愈平民化的趋势。
在人们心目中或许认为哲学是抽象、思辨的，经济是严谨、枯燥的，但这些几乎难以平民化的学科都在切入民众生活的话题，本来就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科又该如何适应这一趋势呢？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也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但问题不在于出版此类论著的多少，而在于已出版的这类著作大多还停留在描述性的阐述，理论滞后，精品难觅。
当前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是人文学科再一次发展的机遇。史学研究应该抓住机遇，以求真为本务，加强基础建设，扶持新兴学科，更要面向社会，兼顾为管理者决策服务和为人民服务两大功能，强有力地促进史学功能的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