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维方 党的关怀是个人前进的动力

回顾自己从矿工走上大学讲台、成为北大党委书记、当选“十六大”代表的经历，闵维方深深感到，党的关怀是个人前进的动力。

闵维方27岁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文革”后高校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百废待兴，当时我国选派1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闵维方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其中。他选择了美国斯坦福大学，那里的教育专业最为著名。在被美国人称为充满阳光和欢乐的斯坦福，他满负荷学习研究，4年中拿下高等教育学硕士、组织管理学硕士和教育经济学博士3个学位。导师们说，就是优秀的学生要拿下这3个学位，也至少需要七八年时间。之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聘请闵维方担任该校校长助理，他开始做高等教育规划与财政、管理与决策方面的博士后研究。

1986年，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和教务长汪永铨出现在闵维方面前时，他感到一丝惊讶，更多的则是感动。丁校长希望闵维方到北大工作，当时兼任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汪永铨更恳切地提出让闵维方接替自己的工作。万里求贤，闵维方激动不已。事后他听说，丁石孙因病住院，在病床前叮嘱北大总务长，要把闵维方的生活安排好，特别是住的地方，要让闵维方“下飞机就拿到钥匙”。为此，闵维方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党的关怀、祖国的需要，让闵维方心中的责任感更为坚定，1988年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研究条件，回到北京大学工作。当世界银行准备给中国教育提供35年无息援助性贷款，需要找一个具备教育、经济、文化等综合素质人员主持工作时，世行的芭芭拉·希尔女士找到了闵维方。

在闵维方的主持研究下，世行最终将35年无息贷款用于援助“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先后投入4亿美元，为中国贫困地区建起几万所学校。在闵维方撰写的报告中，要求接受贷款的地区政府对改进教育作出相关承诺，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对中国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世行副行长赛瓦利诺说，这是“为人类的进步工作”。

1988年，闵维方回国时，中国适龄青年可以进大学读书的比例不到3％，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0％。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教育大国，“望子成龙”堪称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必须有跨越式发展，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他提出高校“内涵式”发展观点。他说，只有走改革发展的路子，提高内部效益和管理质量，才可能用本来就有限的钱去办更多的事。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一位北大教师说，闵维方书记在实际工作中深入实践“三个代表”，当选“十六大”代表，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北大的光荣。

闵维方最难忘的是1998年正月十五，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在京著名人士在人民大会堂共度元宵佳节。他被安排在1号桌，与江泽民总书记坐在一起。10年前力邀他回国执教的丁石孙老校长也坐在1号桌。他们一左一右坐在总书记身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教育的重视令所有教育界同仁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