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前，诊断心脏病必须把一根导管插到病人心脏里。由于设备限制，操作困难，病人往往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确诊。而1985年以后，运用多普勒技术，不仅实现了无创性检查，而且只需5分钟就可以得到结果。这无疑是千万心脏病患者的福音。为我国心脏病诊断技术带来这场根本性变革的，就是当时年仅33岁、刚刚留学归来的张运博士。
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的张运教授，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有过一段艰难曲折的经历。他曾无限感慨地说：“没有党对我的培养和关怀，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一家小厂做钳工时，曾经被领导派去跟一位工科大学生学习描图。换了别人，能够照葫芦画瓢也许就会满足了。张运却以此为契机，学完了初中、高中的全部数、理知识。那时书店里买不到书，他就和弟弟一起，把老师的《机械制图》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这是他抄的第一本书。在以后的求学生涯中，他曾经陆陆续续抄过10多本书，“手抄本”为他走进科学殿堂铺平了道路。
1983年，31岁的张运被派往挪威进修。他所在的皇家医院是挪威最高级的医院，人们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娃娃大夫”有些轻视，指派一个护士带他。经过反复考虑，不服输的他选定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对主动脉瓣关闭不全的定量化研究这个课题。老师怀疑：这么大的课题你能搞完吗？
由于课题涉及到许多他还未及掌握的数理基础、流体力学等多学科知识，他就借助于各种图书资料，求教于其他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几个月后，他的第一篇论文完成了，居然解决了当时世界上一个多普勒超声难题。但教授们不相信，怀疑他作假。他就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给教授看，详细说明自己的测量和计算，终于使教授们心服口服。后来，他的研究成果两次全文刊登在欧洲权威专业刊物《英国心脏杂志》上，整个医院为之轰动。
在挪威两年，张运不仅掌握了多种超声心动图技术和电子计算机处理方法，而且对近200名瓣膜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各种综合研究，使定量诊断瓣膜性心脏病的时间由过去心导管检查的几小时，缩短到多普勒检查的两分钟，并实现了无创性诊断。1985年，挪威向美国心脏病年会，这个世界公认的最高水平的心血管病学术会议推荐了10篇论文，获选的两篇作者都是张运。作为进修生的张运，只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拿到了别人需要5年才能得到的奥斯陆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挪威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归国后，张运立刻投入到多普勒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中。他奔走于全国各大医院讲学，经过培训的医生，很快把这一高新技术带向全国，普遍运用于临床。
多年来，在保证临床和教学工作的同时，张运分秒必争投身科研，使自己一直处于世界心血管病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前沿。他陆续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和参编专著16部，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33项，被国际权威著作和杂志引用200余次。1999年2月，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的主席团成员，张运赴美国主持第14届超声心动图学论坛卫星转播学术大会，成为14年来进入美国主会场的第一位中国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