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至2001年的7年间，为逐步改善教师住房条件，彻底扭转教师住房困难的窘况，全国城镇教职工住房建设投资累计达1292亿元，竣工建筑面积1.64亿平方米，截至2002年初，全国教职工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11.39平方米，比改革初期的1987年的5.09平方米增加了6.3平方米。与此同时，作为党中央、国务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高校筒子楼改造工程成绩斐然，至1999年底，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共下达部委属高校筒子楼改造计划1826栋，359万平方米，投入改造资金37.8亿元。教师住房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推动了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40岁的都东现在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8岁走入清华，都东在清华园学习、工作、生活了22年。199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留校，都东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结婚了。从此，关于房子的经历伴随着他成为生活中寻味无穷的印迹。
从12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到阴冷、灰暗的筒子楼，再到建筑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直至今天住进120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的教授楼，短短10余年间，都东的生活世界一点一点地变化，回头看，“这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快了。”
都东说，这些年他好像一直在搬家，当初在集体宿舍打游击，在终年不见阳光的筒子楼里栖居，家在他的印象里除了冷和四处堆满的书以外，什么都没有。1994年，都东评上了副教授，应和国家整体政策环境，清华开始注重青年教师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东幸运地住上了一室一厅，寄存在外的父母送的结婚礼物也终于放到了它本该放的地方。此后两年多，年轻的都东当上了正教授，他的房子也以每两年一换的频率迅速“膨胀”。他说，如果按原来分房的速度和论资排辈的做法，当时他搬进两居室大概需要8年，而38岁就住进120平方米的大房子更令很多人啧啧称叹。
当年，优秀的都东因为房子问题在妻子面前落了不少埋怨，但很快，他就因为房子赢得了不少人的羡慕。他说，换房子固然是好事，但每一次搬家他都没有过分的激动，因为他对自己的住房一直充满信心，而这一切完全来自对国家发展速度及科教兴国战略的信心。
“现在的青年教师又比我们当年的条件好多了，结婚就能住上一室一厅。原来的筒子楼哪儿还找得着，改造以后比新房子一点儿不差。”说起房子，都东总是有很多最直观的感受。他说，我搬进现在的房子时，周围很多人祝贺我“一步到位了”，但我绝不这么认为，我相信国家的发展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谁能说清明天我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改革开放以来，以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高校分配自主权正在扩大。重实绩、重贡献、向高层次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逐步完善；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位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校内分配办法已经建立；允许和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使不少卓有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先富起来；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的用人观念深入人心。所有这些，都为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
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媒体曾作过一次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高校评比。结果北京大学的综合指标排在第7位，其中教师声望排名第一，生源排名第一，学校资源则排在第37位，教师收入已落后到第40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说，那时“凡与钱有关的指标，我们都落在后面。这还是在亚太地区，如果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
90年代中期，北大物理系教师甘子钊拿到工资后，扣除房租、水电和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只剩下不到100元钱。有的教师看了自己的工资单后非常惊奇，跑到人事处问“是不是搞错了”。教师待遇低，导致教师队伍人才严重流失。当时的北大电子系，教师连年减员，劳动指标无从完成，学有所成的人都不愿去拿教鞭，系里想留一名本科生执教都做不到。
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周岳明说，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使这种局面得到了根本转变。1998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强调：“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江总书记的讲话使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特别是北大、清华等一批有实力的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策得到了全社会的响应，学校基础设施、教学科研设备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教师待遇也有了大幅度提高。时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甘子钊初次听到教师工资提高的消息时曾表示怀疑：提高教师工资，钱从哪儿来？但事实很快打消了教师们的疑虑：教育部《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实施和“211工程”等一系列高校建设新举措，使广大教师工资收入大幅增长，北大教师从1998年至今工资增长近2倍。今天，到北大求职的人才越来越多。北大化学院每年求职者多达100位以上，而学校只能录用5—8人。
周岳明用“震撼”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教师们说，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以来最大的一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教师待遇的提高，已引起周边国家同行的关注。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有关媒体对此作了大量报道，称这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奏”。
“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这是人民对高等教育的信任。”周岳明说，“作为高校管理人员，我们一定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管好钱、用好钱。”
今天的北大，教师们在感到光荣的同时，也有着神圣的使命感。率先冲击世界一流，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已成为不少有实力的院系、学科的直接目标。周岳明介绍说，目前，不少高校都在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深化改革，积极进取，与时俱进，他们的很多举措也启发了北大。相互促进，敢为天下先，已成为广大教师和高校管理人员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