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陕西省秦始皇陵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秦汉思想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汉召开。来自新加坡、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和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的40余位秦汉史专家会聚一堂，就秦汉思想文化的诸多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共提交论文30余篇，多是他们在秦汉思想文化研究方面的最新力作。就论文涉及的内容和大会讨论情况来看，学者们对汉代思想学术的整体认识特别关注。熊铁基在《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中指出，群经诸子的传世文本，大多经过汉人不同程度地整理和改造。中国学术史上经学时代之形成，既有社会政治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各学派从“同源异流”、“其务为治”到“相生相灭”、“相反相成”，再到兼综他家的自我调适，最后形成新的学术整合。因此，汉代学术可以称为新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源头。陈启云的《汉初“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思想史底蕴》则着眼于学术思想本身，探讨了西汉初年“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发展过程。他认为，由于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去审视历史，现当代学者在汉代思想总体认识上存在一些偏见。如对汉初诸子衰落、儒学独尊这一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变化，并非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诸子思想的中绝，而是学术思想本身在认识论基础上发展的定向，有其文化精神和学术理念上的长远意义。赵吉惠在《两汉时期中华思想文化的综合与建构》中就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中华文化的结构与大格局的形成时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经过秦焚书坑儒、汉初推行黄老之治和西汉中期“独尊儒术”这三次思想文化的大冲突大反复之后，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与大结局在西汉正式形成。《论六家之要旨》和《汉书·艺文志》是两大标志性理论著作。迟田知久《对诸子百家的批判和思想史的构想》一文也是着眼于从宏观上思考汉代思想学术的整合过程。他认为，从战国中期开始，道家思想通过对诸子百家的批评和自我批判，逐渐导引出思想史的构想问题。至西汉中期，儒学独尊，《易传》取代道家之“道”成为新的思想统一的中心，中国思想史的构想开始从道家转化到儒家，至《汉书·艺文志》告一段落。
除此之外，与会者还就汉代思想学术的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内容涉及汉代的制度、经典、人物、艺术、天文、谶纬以及出土简帛研究等。安作璋论述了“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的特点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王鑫义辩析了桓谭的“霸王道杂之”思想；王玉德分析了《孝经》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劳悦强则通过分析《孝经》中的隐形女性形象揭示了孝德专属男性的特点；John B Henderson论述了从西汉到六朝中国天文学的变化规律；Mark Csikszentmihali以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例论述了西汉道德的互补性；Hans.Van Ess就汉代思想中的“素王”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素王”之称并非专属孔子；孟祥才就西汉前期的历史反思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进行探讨；臧知非则对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进行辩疑；邓鸿光分析了司马迁通过《史记》对汉武帝吏治的批判；赵国华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探寻了公元前3—1世纪中华文化的基本动向，归纳出思想学术从展开到定型的两条主要路径，即“学术批判”和“思想统一”；朱绍侯的《从〈二年律令〉看与军功爵制有关的三个问题》、周国林的《从居延汉简看晁错——〈募民徙塞下疏〉的历史作用》、陈伟的《郭店竹书〈五行〉零识》等则是作者利用出土简帛研究汉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此外，与会者还就《焦氏易林》的思想史意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兵学思想、秦代的法家思想、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太玄》的三分思想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