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的日子难过了。
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束后，有240多名联邦前议员退出议会，这些人或是因年龄关系退休，或是因本党派选票下降而落选。尚未到退休年龄的前议员落选后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找工作。但德国经济的不景气也为德国政界人士的生活前景罩上一层阴影，无法重新找到工作的前议员将面临失业。
身为社民党成员的舒勒尔，现年48岁，曾是来自巴伐利亚州的联邦议员，他在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中负责劳动市场项目，在议会工作四年之久。在这次联邦议会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州只获得26.1％的选票，舒勒尔因此无缘再次进入联邦议会。对他来说，失去议员位置也就意味着失业。在当选议员之前，舒勒尔曾是一家经济信息公司的主管会计，在他任联邦议员期间，这个位置已被他人取代，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已无可能。舒勒尔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但对能否找到新的工作，他很不乐观。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他这样的年龄，今天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没那么简单”。
一位58岁的自由民主党前议员过去是一名律师，他在离开议员的交椅后，四处刊登广告找工作，他自我介绍熟悉柏林与世界各国种种机构的沟通渠道，愿意作为法律顾问受聘于企业，但广告刊出后无一人登门造访。
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前议员鲍迈斯特女士无论在党内还是在议会都曾经算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在党内担任财务总管时卷入过该党的献金丑闻，也因此与军火工业巨头过往密切，她退出议会后表示愿意为所熟悉的企业继续“发挥个人优势”，为这些企业做政治咨询方面的工作，然而同样致力于减员增效的大企业似乎很难使这位前女议员如愿以偿。
后脚刚迈出联邦议院，前脚已进了劳动局，这是对刚刚正式离开柏林国会大厦的241名前联邦议员中许多人的生动写照。也曾是社民党议员的莫斯鲍尔，落选后出了议会大门就直奔劳动局找工作，到了那里他才发现，劳动局并不能帮他什么忙。33岁的莫斯鲍尔当联邦议员前曾作为技术人员供职于巴伐利亚州州议会，如今找不到工作的他只能靠每月几百欧元的社会保险金养家糊口。
在为自己职业前途担忧的前议员中，那些曾作为左派议会党团代表进入议会的议员落选后想另谋出路更为困难。德国企业领导大多是基督教联盟党观点的人，他们对绿党和社会党人有很有偏见，如果没有突出的才能，企业不愿意雇用这些人。前绿党议员迈茨格原是搞财务出身，从政后丢掉了本行，现在想重新谋职却四处碰壁，无奈中只好下决心干个体，尝试做个体政治咨询顾问，能否有生意就不得而知了。
36名德国社会党前议员由于此次大选惨败而落选，这些人的职业前景十分暗淡。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对该党前议员的求职作出回应，但也仅仅提供一个工作岗位。该党前议会党团主席克劳斯获得过前民主德国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下台后想重操本行，但苦于无人聘用，他悲观地说：“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另一名社会党前女议员奥斯托夫曾在前民主德国党校教过书，这样的背景在统一后的德国本就容易遭遇偏见，再加上年龄和性别的缘故，实在是求职无门。她说，如果真的找不到工作，她凭借自己多年的政治经验至少可以起草和撒发鼓动性传单。
又回到民众当中的前联邦议员们对在位时的待遇难以忘怀。过去这些人在议会大厦里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室，每人配有两名秘书，备有专车供随时使用，因公出国旅行除个人不必掏腰包外还可公费带一名工作人员随行。各种酒会招待会更是应接不暇，精心筛选后的活动才肯前往，并且一定是座上宾。在议会大厦里还有专门的议员餐厅，有专门为其子女建造的幼儿园……
而今时过境迁。前些天还由专车司机拉着自己穿梭于柏林大街小巷的莫斯鲍尔而今苦于生计没了着落，正考虑卖掉自己的私家车。
离职的议员可以领取一笔过渡性补偿金，金额按议员的任期年头计算，每一年“议龄”可以获得一个月的议员俸禄，约6000多欧元。对于一个“议龄”仅为四年的前议员来说，拿到四个月的补偿金后就断了收入。由于议员在任期间不缴纳失业保险金，因而他们在离任后既不能领取失业金，也无权参加劳动部门免费提供的职业再培训，充其量他们只能领取适当的社会保险金。
过去，在德国经济较好的年代，议员离任后想重新谋职还比较容易，连那些议会里后排就座的不知名议员卸任后也都不难谋到个一官半职。但这种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除了著名人士还有企业问津外，其他前议员与大众百姓没有两样。在德国经济颓势影响着全国各行各业的大环境下，全德有400万失业大军无业可就，落选议员——这一高不成低不就的特殊群体谋职又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