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竺，分子医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等。1953年生于上海，曾就读上海茂名南路第二小学，上海市红星中学。曾在江西插队和被推荐上卫生学校，1978年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研究生，后获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记者：生物科学给人的印象比较高精尖，很少提到中间层次，这部分需求大吗？
陈竺：挺大的。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生物学领域从事技术创新、新产品技术开发的毕竟是少部分人。据我所知，现在许多生物技术企业都很需要在生产过程中通晓国际标准的基层管理人员、技术员和熟练技术工人。我们平时提到生物技术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那是研究人员的事情，其实生物技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同样有产品设计、质控、质监和应用、销售、市场化、售后服务等等环节，需要大量中等专业人员。
记者：这个醒提得好。在另一个层次上，热衷读大学生物系的年轻人很多，现行高等教育在满足这一社会需求的同时，是否与生命科学高级人才的培养需求相适应？
陈竺：我感到现在大学生物学课上讲理论性的东西多了一些。生物学不光是分类、进化、遗传，还有生物制药，还有农业方面的遗传育种、田间试验、推广、做克隆动物、改良品种等等，十分需要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
生命科学正在产生一些很有发展潜力的新学科，比如由生物学和信息学交叉产生的生物信息学。目前生物学产出的数据超出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把这些海量数据变成知识，再把这些知识转化成产品，需要大量生物信息学方面的人才。前些时候在许多的信息泡沫破灭以后，大量的IT人才转到生物学方面来，与生物学形成一个交叉点，在这个点上培养的复合型人才是很有用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还没有哪个大学正式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有些学校只是给研究生开一点有关讲座。如能把生命科学、医学和信息科学技术这个接口做得更好一点，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是非常有用的。我认为这门课起码要在大学本科开起来。
记者：说到新学科，有人觉得应特别关注现在大学生、特别是理科生身上的人文精神。从基因工程提出的一些伦理学问题看，未来科学家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人文素质，也会走偏，甚至变成科技动物。
陈竺：我非常赞成你说的这一点，科学家不能成为科技动物，必须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教育的责任。
伦理学一般认为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但科学伦理也是一门边缘学科。我们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任何事情的提法都不能过头，科技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是建立在所谓的优生遗传学基础之上的。生物技术通常被用于医学目的，但也可以被用作生化武器。现在生物技术可以用于人体器官的再造，解决药物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这门技术弄不好也会被用作克隆人，而为商业甚而为战争的目的客隆超人，这就是反社会了。
不光在生物领域，各个领域都有类似的问题。如网络也有黑客问题。我国科技界有时有一种倾向，就是常常会夸大技术的力量，过于看重自然科学，而忽视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价值，以至于一些理科学生的人文素质缺失太多，该知道的不知道，在国际交往中常处于一种尴尬局面。
我认为伦理学起码要成为学习自然科学的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必修课之一。科学伦理分为两个部分，简言之，它对科技界内部而言，就是有一定的道德规范，要求真求实，不能搞弄虚作假；对社会而言，就是要讲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两方面的教育都需要加强。
记者：人类关于基因科学的探索这些年进展很快，能否推测一下这些进步对生命个体的成长和教育还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竺：首先应该承认，人体的基因序列是有差别的，客观上的确有蕴藏在基因里面的遗传的密码。但在个人的总的智力发育当中，更多的还是后天的影响。我们了解这些遗传的背景不是为了扩大这种差别，而是要教育更多地考虑主客观因素，因人而宜，采取适当的手段来缩小这种差别，给每个人平等的学习机会，并针对学生的一些行为上的差异施教。例如让哪些患孤独症的孩子有更多集体接触的机会。
随着生物科学研究的进展，将来对人的思维类型、性格类型的识别会越来越准确，教育、心理学要考虑吸收这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每个人创造更多学习、受教育、成功的机会。生命科学带来的进步实际上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能深刻地改变人类自身，人类基因组还将带来医学模式的变化、保健模式的变化，也许在今后50年到100年，人的期望寿命还会从现在的71岁再延长30岁，达到100岁。到那时最实际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社会模式中，终身教育、持续教育将会更加重要。（摄影：侯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