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诞生于1956年，是新中国最早的高校学报之一。它的办刊宗旨在我们的老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发刊词》中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为了“百家争鸣”、“发展学术”和“繁荣文化”。
在作者队伍方面，陈校长又特别鼓励青年教师，他动情地说：“年老的教授可以鸣，年青的教师也可以鸣”。“为了鼓励青年人迅速提高研究能力，积极向科学进军，我们也选择刊载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及由各系推荐的本科学生的优秀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主编已经更换了几茬，但以其园地培养学术新人的初衷不变，据统计，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学报刊登青年作者的文章，已经占到学报文章总量的80％以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一个有魄力的比例，一个极有见识的比例。
这里，我想表达我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一点感激之情。1958年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但是不久我就被调到社会科学处当职员，理由说是我的业务不行。我便发愤读书，终于在60年代初写出了《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的论文。文章是写出来了，投寄成为一个难题。《新建设》、《文艺报》连想都不敢想，想来想去只能投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当时学报的编辑武静寰同志也是一个“红学”迷，他看了我的文章觉得不错，就先后请中文系五位教授审读，这五位教授写了批语，一致认为我的文章文字与内容皆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接受了它。我看见那些批语，听到要发表的消息，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学报》在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1963年第三期编了一个“红楼梦研究专号”，我的文章也变成了一个一个结结实实的铅字，夹在老教授的“红学”论文旁边。学报不胫而走，我的命运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我又回到系里，变成了一个很有业务能力的青年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就这样把我从业务危机中“拯救”出来。我真有一种说不尽的对学报的感激之情。可以这样说吧，要是没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登我那第一篇论文，我以后的学术之旅能不能进行下去，还是很难说的。人的一生起步是最重要的，无论对于做事，还是做学问。
我敢说，有我上述经历的不单是我一个，对学报怀着感激之情的也不止我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从一开始就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以宏阔的视野致力于培养学术新人，尤其是帮助他们起步。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学报更把“研究生学术论坛”列为一个专栏，几乎每期都有质量相当不错的研究生论文发表出来，受学报沾溉的人就更多了。很多年轻的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从这里开始学术之旅，然后走出一条开阔的学术之路，登上他所属的那个学术领域的高峰，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了精神财富。现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教授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他在北师大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生论文，其时的编辑部主任潘国琪同志亲自到他宿舍同他商量文章的情景。反过来说，学报也受这些年轻人的“恩惠”，因为常常是这些青年学者的优秀论文，为学报赢得了声誉和成功。学报与青年同时开花，同时结果，同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同时为祖国和人民的学术事业作出贡献。
没有一个学者会不珍惜自己的处女作！多少人会记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给过他的欣喜、愉快和最初的成功。如果学术也是思想的太阳的话，那么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