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句话来形容浩浩荡荡的《小说月报》，绝不过分。《小说月报》可以写成书话，也可以写成论文，短的千余字，长的可以成一本书。《小说月报》是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坛无人出其右的刊界巨擘，是无法跨越的巨石，横亘在路中央，绕不过去。
我所见到的最长的关于《小说月报》研究的文章是已故日本汉学家、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相浦杲先生（1926—1990年）写的，题目是“关于《小说月报》的研究”，文长近3万字，对这本1910年创刊于上海，历时22年，总共出版了258期的《小说月报》，相浦杲先生作了“始末性”的考证，除了对内容、前后主编及部分作者进行了研究，甚而连杂志的装帧、尺寸等外形乃至《征文通告》等小部件也不放过，一一叙及。
《小说月报》有个分水岭，1910年7月创刊号到1920年12月的第11卷12期为“鸳鸯蝴蝶派时期”，1921年1月改革号起至1931年12月终刊为“新文化时期”，前者出126期，后者出132期，合为258期。
《小说月报》比其他被历史的烟尘吞失的期刊幸运得多，尤其是“新文化时期”的132期，不但化一成万的影印过全套散布世间，而且还有当年的参与者主编茅盾先生详尽的回忆录。《小说月报》是“透明度”很高的期刊，但依旧有“雾里看花”的地方，我就碰到一件。《小说月报》17卷出了“号外”（1927年6月）即郑振铎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下二册），这是郑振铎著名的三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第一个（另二个专号发布于《文学》与《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初版与再版有不同，再版删去了以下四篇文章——《民歌研究的片面》（汪馥泉）、《宋人词话》（西谛）、《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沈雁冰）、《日本最近发现之中国小说》（西谛）。我的藏本是一位老年收藏者让给我的，据老人讲这是他家当年向商务印书馆订阅的，版权页上标的真真切切“中华民国十六年初版”，是初版，为什么也删除了上面那四篇文章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读到徐调孚的大文“《小说月报》话旧”（刊1956年8月15日《文艺报》），方冰释前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已上市发售，“企业里一位有强大特权的人物发现了这两篇东西，认为这是极大的罪孽，赶忙把没有售出的存书抽去这两篇，重印目录，再送到市场上去。因此，现在您可以从旧书铺子里找到不同的两种版本，虽则版次是相同的”。徐调孚只说删去了“两篇”（汪馥泉一篇、沈雁冰一篇），那么“西谛”的两篇为何初版中也不见呢？徐调孚是1924年加入《小说月报》编辑工作的，相隔不久，回忆不总是靠得住的，徐调孚也说“因为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所以很不全面，可能还是错误，在我个人这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了。”但是我总算搞清了即便是初版也有不同的版本这个问题，再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注释：“此四篇见于本号初版，以后各再版本均删除，”这句话显然就是偏差了。
《小说月报》的创刊号封面中心是一幅“蝶花图”下有二行小字：宣统二年七月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宣统早已完蛋，蝴蝶飞去不复返，花开自有花落时，小说已不再热读。1932年1月的《小说月报》第23卷第1期，还没来得及上市发售就全部毁于“一·二八”战火之中了，走过了22年的《小说月报》之钟停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