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杜诗新释》 
李寿松、李翼云著 
中国书店出版社
杜甫诗集，传世千年。《旧唐书》杜甫本传记有六十卷本杜集，《新唐书》的《文艺志》也记杜集有六十卷，并载“小集”六卷。这是关于杜集的最早信息。现知杜集的最早刻本则出现于北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即今人所说王洙、王淇本。杜诗的注本，大致是在北宋末方有出现。进入南宋，注本更多。到了南宋理宗（1225—1264）时代，坊间杜诗刻本上已有“百家注”和“千家注”这类字样，后人“杜诗号称千家注”的说法，盖由此而来，但究其来源，只是商家号称而已。
早期杜诗注本良莠不齐，坊本声誉尤其不佳，一是往往假托名人，所谓“东坡注杜诗”和“王洙注杜诗”即属此类；二是多有鄙浅谬误之处。这种现象引起学者的不满，纷纷予以驳正，同时产生了著名的注家和著名的注本，如赵次公、蔡梦弼和黄鹤都是宋代杜诗注家中的佼佼者。
到了元代，评点杜诗的著作风行一时，于是又出现带有评点的杜诗注本，如刘会孟《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明末清初钱谦益《注杜略例》中说：“宋人之宗黄鲁直，元人及近时之宗刘辰翁，皆奉为律令，莫敢异议。”1940年洪业写作《杜诗引得序》时，调查历代杜诗注本，发现“元明二代所翻刻之杜集惟带有刘评者为最多”，并说“明人之作，大略步元人之后尘，以领会篇意，评论工拙为多。”验证了钱谦益的说法。
清人注杜，厥功至伟，也可说是“中兴”。仇兆鳌《杜诗详注》追求广征博引，杨伦《杜诗镜铨》注重简明铨说，各有特点，但在拒绝穿凿这点上又是一致的。浦起龙作《读杜心解》，斟酌旧注，体会诗意，见出钻研精神，纵然也有迂曲处，但那是呆，而不是诳。
我总觉得，历代的杜诗注家如果把他们作大致区分，颇像《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中所说的两大派——“读书家”与“讲学家”，前者强调追求文本原意，后者倾向生发注家之见。但这两派在实际操作中都有可能产生繁称博引、务奥矜奇之习，乃或穿凿谬解、牵强考索之病。注家本是读者的师友，释文有助于人们理解原著，但也可以导致读者无所适从，所谓障翳耳目，那就是走向反面了。
自宋以来，杜诗注本之所以层出不穷，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读者有导读之需，二是学者有治学之求。有些注本明显是应导读之需出现的，有的注本实际上是用来研讨学问的。明人单复说他初读杜诗，需要解惑，是从“受教育者”角度提出的；杨伦说他作《杜诗镜铨》是为了“使浅学皆晓然易见”，是从“教育者”地位出发的。殊途同归，归于对注解的需要。
百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制度大变，文化风气大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提倡白话文，他们曾忙于为“俗文学”争得地位，他们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些“白话小说”的新式标点工作大声叫好，竭力扶持。他们当时似乎不会想到用白话文来注释李白全集和杜甫全集。
诗艺之学，复杂微妙，解读诗歌，难有“标准答案”。昔时有“诗无达诂”之说，今人有“接受美学”之论，都是强调诗歌解读，往往仁智各见。但诗歌作品总有历史具体性，读者解读也总要受到作品内容的制约，也就是对作品历史具体性的凭借。在这个意义上，注释本就会凸显它们的重要作用。
（本文为《全杜诗新释》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