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出了京城，过了石景山，就到了门头沟。对那里的司机们来说，一提到水闸，他们很快就能想到画家村。来到画家村，只要看到屋外一辆破破烂烂的吉普车，不用问，这里准是画家赵以雄、耿玉昆夫妇的居所了。
200多平方米的房子对北京画院的赵以雄、耿玉昆夫妇来说，还是小了些。20多年来，17次奔走在丝绸古道上，创作了5000多幅国画和油画，速写6000余张，200多平米的屋子又怎能盛得下！
多少年了，有关丝绸之路的点点滴滴早已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自费到丝绸之路考察、写生。回到北京的家，又重新阅读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书籍，向前辈请教。反反复复，一遍遍穿行在丝绸之路上——那里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围坐在暖炉旁，两位老人向我们讲起了他们的故事。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从小对丝绸之路抱有向往之情的赵以雄终于在1975年的秋天踏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借调他绘制一幅天山的油画。这不就可以在天山写生了吗？他小心翼翼地写下申请，没想到领导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晚，他就急匆匆地买下了火车票。
很久没拿起画笔了。丝绸之路上的雪山风光、大漠流沙、西域风情让他激动不已。积蓄多年的感情从他的笔端倾泻出来，四个多月，他一下创作了《天山》、《火焰山》等四五十幅作品。
1977年，这批作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当人们还在红、光、亮的样板画中环步的时候，他的画作以清新、自然的笔调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赵老师给我们讲起偶然嵌入他眼帘的一幕：一位美院的教师向吴冠中请教，询问这画该如何画。吴冠中把他拉到赵以雄的画作前说，“就照着他的方法画”。
丝绸之路，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在他眼中，“丝绸之路几千年的历史和绵延数万公里的路程是很大的画，一次根本画不完”。回到家，他对妻子耿玉昆说：“我们一起去画画吧。”那时，妻子在北京画院工作。每年也有一定的创作时间。从此，夫妇二人一起走上了丝绸之路。
按照原来的打算，他们本想创作一幅长卷。但到了新疆，他们却发现，情况变了。上次还能看得到的遗迹却在一点点被破坏，甚至消失。“我们成了最后一批看到这些古迹的画家了。”痛心之余，他们能做的，也就是用画笔留下这些景观。
这次，他们决定沿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考察。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朋友们都劝说他们不要去了：在这段路上，有几百公里的无人区。那里有流沙，路不好辨认，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定得去！”无论朋友怎么说，他们初衷不改。越是偏僻，就越要去，那里的古迹保存得一定很好，两位老人要把它们记录下来。他们的诚心折服了当地的政府，给他们穿越无人区提供了最有力的帮助。
那年的除夕，他们来到了敦煌，也敲开了敦煌常书鸿先生的家门。“那是一个决定性的夜晚。”耿玉昆老师对我们说，“常先生一张张翻阅他们环行大漠的写生作品，一边分析讲解。”
现在，两位老人仍记得常先生的儿子陪同他们参观480个洞窟的情形。天很冷，就着昏暗的灯光，他们暗暗庆幸，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只有他们三个人，还有常先生的那条小狗在下面静静地等待他们。这是那个春节最开心的事。
走在丝绸之路上，想起历史上曾经的金戈铁马，现在却是一片萧然，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忧古之思骤然而生。《弓月城》、《阅微草堂笔记》就在平淡的笔触间告诉人们这里的每一段过往。这也是他们创作与众不同的地方——观人所未观、想人所未想。
1989年秋，他们又自筹经费，自驾212吉普车，由北京出发，完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至日本京都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全线考察，从而填补了我国丝路学术研究的空白。
两人的创作风格，一个雄浑壮阔，气势磅礴；一个质朴天真、庄重脱俗。在丝路长卷中，相得益彰。
走了，看了，画了，经历了，思考了，这样20多年的生活历程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应当是很酷的，但对两位老人来说，却是沉重厚实的。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依旧忙个不停，该托裱的还得裱，该订框的还得订框，这些作品就是他们的孩子！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建立‘丝绸之路’美术馆，使得这些画作得到很好的收藏和保护。”我们默默地祝福老人，希望生活再次带给他们惊喜，就像那只神奇的孔雀落户他们的住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