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和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口碑悬殊的君主。晋武帝后期的生活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耽于游宴，怠于政事，嫔御满侧，沉湎于淫声曼色之中而不能自拔，全然一个庸主昏君的形象。唐太宗则是备受推崇的封建明君。然而，司马炎却又是李世民颇为看重并亲笔为其本纪撰定史评的君主。当然，唐太宗所看重的乃是晋武帝的宽宏，一种封建帝王少有的宽宏，而非他那昏庸的一面。
从即位直至去世，晋武帝在其御宇的25年中，始终以极为宽宏的态度对待臣下，位虽尊而能屈己容人，权虽重而不妄意诛责。当以“忠蹇正直”著称的司隶校尉刘毅在群臣面前用“可方桓、灵”来回答晋武帝“卿以朕方汉之何帝”的问话，将其比作愚暗庸劣的汉桓帝和汉灵帝，甚至认为还不如的时候，众人不得不为刘毅“捏一把汗”。因为这种带有明显讥刺之意的撄鳞之言，是一般手握荣辱生杀大权的专制君主绝难容忍的。刘毅话音刚落，在场官员“莫不变色”。但是，晋武帝的反应不是“龙颜大怒”，而是以惊人的平静含笑答道：“吾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故为胜之。”（《晋书·刘毅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这便是被后世传为美谈的“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的历史由来（《旧唐书·韩瑗传》）。这里的晋武帝，没有褊狭，没有暴戾，有的只是对谠正之言的宽宏，对骨鲠之臣的优容和一个有为之君的自信。这样做在封建帝王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论及晋武帝时说：武帝“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元代史家胡三省也说：“晋武之量，弘于隋文。”（《资治通鉴》卷八十一胡注）
作为“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虽然对司马炎后期的统治不无指摘，认为他“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贞观政要·君道》），但对他的宽宏却十分推崇。在为《晋书·武帝纪》所写的史评中，李世民特意指出：司马炎“雅好直言，留心采擢，……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而在李世民身上，这种宽宏大度的“帝王之量”自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体现。
唐太宗以善纳直谏而著称，在其统治的23年中，他始终把“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当作为君治国的准则（《全唐诗》卷一李世民《帝京篇》诗之十），不以帝王之尊凭势凌人，不因犯颜忤旨加罪直臣。仅魏征一人，在辅佐唐太宗的过程中，便先后进谏200余事。对于魏征措辞极为尖锐的《十渐不克终疏》，唐太宗更是“反复研寻”，“列为屏障，朝夕瞻仰。”这种臣下敢于直谏、君主虚己听纳的风气，贯穿于整个贞观时期，使献规纳谏成为后世赞颂不已的“贞观之风”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传统中国政治中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李世民也因此被历代史家尊为千古明君。
对于帝王而言，宽宏是纳谏的心理基础和性格前提，同时也体现着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气量与治国理念。唐太宗以纳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宽宏，无疑受到了晋武帝深深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唐太宗把这种宽宏发挥到了极致，使他成为封建帝王中纳谏的典范，加之他在理政治国上的善始慎终，从而赢得了远较晋武帝为多的赞誉。
帝王的宽宏，回报是丰厚的。晋武帝的宽宏，带来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世属升平，物流仓府”。经济恢复发展，社会较为安宁，西晋马司氏政权也趋于稳固。尽管这种局面因晋武帝后期的懈怠及其去世之后的内乱而维持的时间不长，留下了“太平未洽”的遗憾，但这样的景况却是自东汉后期以来的二百余年间所未曾出现过的。唐太宗的纳谏则造就了千古流芳的贞观盛世。在他统治期间，“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政体》）成就这种“古昔未有”局面的唐太宗及其以纳谏为核心的理政之道，也被后世奉为楷模：“贞观升平之运，太宗明圣之君。野无遗贤，朝无阙政，尽善尽美。”（《旧五代史·唐书·末帝纪》）当然，这里不无古代史家的溢美之词，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封建君主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念。但是，由宽宏和纳谏所带来的政治的相对清明，对于社会，对于百姓，无疑都是有利的，尽管这种清明只是短暂的和有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