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所作《论短篇小说》一文，论及《聊斋志异》，以为文言非写作人情世故之利器。本文拟从文本的角度去重新理解胡适先生此论。
笔者以为，语言与文本是一体的，语言承载意义，意义借助语言而得以外化。当语言贴近意义，精确地表达了意义时，语言与意义同时失去本体而创造出另一者——有意味的形式。无论文言还是白话，它们都是作者用以创造其所欲创造的东西的符号。重要的不是这些符号是什么样的形式，而是它们能否自由地荷载意义，并透明地展示出文本情感形式的所有意味。
以《聊斋志异·江城》的语言为例，由于作者对文言运用自如，所以能借助文言所具有的隐喻意味和张力来达到文本蕴藉含蓄的效果。小说写高蕃与江城小时青梅竹马，后来四五年不见，“一日，生于隘巷中见一女郎，艳美绝俗，从以小鬟，仅六七岁。不敢倾顾，但斜睨之。女停睇若欲有言，细视之，江城也。顿大惊喜，各无所言，呆立移时，始别。”生活的经验被语言转化为虚幻的表象，寥寥数字，却抓住了生命中那种稍纵即逝的微妙感觉。这充满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比现实的情境更细腻确切地传达了人的情感。传统的诗境的映射，古雅的文言的隽永无不加深和促进着这一有意味形式的表达，以使之更富有表现力，更简洁含蓄，富有张力，为下一个情境准备聚集了更有跳跃的动力，使得下一个情境顺理成章。
江城被休回家一年多后，高蕃偶至江城家，“女出，夫妇相看，不觉恻楚”。江城与高蕃这样无声的恻楚相望的情境是一种符号化了的幻境，但是，因为这符号是如此的透明，以致于读者所见全是意味，全是充满情感的现实的实在。现实人生的情境是琐屑的、支离破碎的，但是被符号化的情感形式却是完整的，它圆满而意味深长。
任何语言都是有缺憾的，以文言来看，其含蓄蕴藉之处未尝不是言说之缺憾。有论者以为，日常生活中某些口语被转化为文言时，其鲜活的意味便有所减少，对读者会产生“隔”的感觉。笔者以为，所谓“隔”的意思，应该是指语言的不透明现象，即文本的情感意义不能吞并征服符号的意义，以致于被符号所描绘出来的虚幻的情境是不明晰的。对于读者来说，他不能通过文本得到一个充满情感意味的世界，文本之于他成为一堆意义含混的、晦涩的符号的组合。《聊斋志异》则并非这种情况。
以《婴宁》中一段为例，王子服向婴宁求爱：“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为异物，不图得见颜色，幸垂怜悯。’女曰：‘此大细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拈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女曰：‘大哥欲我共寝。’……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书生王子服与不谙世事的婴宁的对话，以文言表达，其鲜活程度自然不敌白话，但声情并茂处却并不亚似白话，读者依然可以通过语言触及一个透明的意味世界。
再以《江城》为证。江城知道丈夫被二姊打后，“忿然曰：‘人家男子，何烦他挞楚耶！’”又如当江城偷听到二姐夫对二姐的被打幸灾乐祸时，“指骂曰：‘龌龊贼，妻子亏苦，反窃窃与外人交好，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疾呼觅杖”。这两处都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描写日常生活，它不尽如现场那般热闹、粗俗而痛快，却情态毕露，生趣盎然。作为符号，它们已经充满意味，已经传达出情境的鲜活感，使人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以读者不能看懂文言为理由来指责文本使用文言即会使人产生“隔”的感觉的话，那么，对于不懂英文的人们来说，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摆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堆令他头疼的印刷符号。
汤显祖在给吕姜山的信里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尽管汤显祖说的是戏剧的创作问题，但是他所表达的意思却与本文所欲阐述的意思相通。既然任何一种语言都绝非完美而无懈可击的，那么高明的作家，是指那些善于利用语言的缺憾，为我所用地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人们；优秀的作品则是指那些自在地表达了作者所欲表达的理念，传达出一个充满情感意味的表象世界的作品。作家用什么语言写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作家所运用的语言符号是否在文本中全部转化为情感形式，符号与意义融为一体，变得透明，以致于看不到符号的媒介性质的存在；作者是否能通过符号了无隔碍地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理念，创造出一个“任何人性所能产生的就一定会像那个样子产生出来的”的虚幻的表象世界，并最终达到感染读者的效果。
